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东亚区域气候合作浅析

东亚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气候变化区域合作中展现出巨大潜力。本文从东亚区域气候合作的理论建设入手,分析东亚区域气候合作的基础及困境,试图对东亚气候合作提出粗浅看法。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日本东亚经济合作政策新变化及其前景

新世纪以来,以"10 3"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在此背景下,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积极倡导者之一的日本,推出EPA"行动计划",表明其区域合作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日本调整东亚政策的主要意图是以扩大经贸合作深化与东盟的关系,以增加合作成员削弱中国在东亚合作问题上的作用,最终达到其主宰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的.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国家之间关系复杂,要想使区域合作进程完全按日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尚有不少困难.     

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及台湾参与问题

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多种区域经济整合模式。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台湾作为东亚地区较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虽然积极争取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但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与政治的敏感性，一直处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边缘，也由此产生海峡两岸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互动问题及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适当性问题。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与“10＋1”合作

一、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广泛展开,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合作的领域在迅速扩大。这一切意味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启动。东亚合作机制是由东亚各国最高领导人倡导推进的,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