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拉合作——基于南南合作的视角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是双方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选择,也是中拉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是中拉的重要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为中拉合作拓展了空间,中拉论坛机制的启动为中拉合作提供了契机。未来中拉双方应该以中拉论坛为合作平台,以加勒比共同体为重点合作区域,以清洁能源为重点合作领域,构筑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作路径。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巴黎协定》后的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

历经四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然而,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巴黎协定》提出的"自主贡献+盘点"的模式已为"马拉松"的基本原则定调,未来对协定的落实和细化也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而不仅是限制大国排放。对中国而言,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完成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全球气候变暖在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印度的影响也比较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印度出台了《国家行动计划》,在国内重点实施八项计划,并辅以其他计划。在国际上,面对发达国家不断施加的强制减排压力,印度一方面积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参与国际节能减排合作,另一方面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捍卫国家利益。由于立场相近,印度与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总体上保持的是一种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气候博弈是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力图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存在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国际层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新机制的创建。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国际气候体制构建中的发展难题

气候系统的依赖性，使得国家间只能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因而，有效的国际气候体制安排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途径。国家发展问题决定着国际气候体制构建的进程和效果，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率先减排的利弊将影响国家参与气候体制的意愿。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

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的弱化,具体表现在欧盟对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的影响力在下降,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影响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领导能力发挥的三个因素是气候变化谈判立场或者政策、谈判策略和欧盟的国际行为体特性。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但这些努力的作用有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美国为了维护其现实利益,在现阶段不会以承担温室气体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代价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需要利用气候变化政策为其能源安全战略服务。在石油替代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美国可能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政治压力和经济影响。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征及中印合作

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 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 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 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     

“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