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大治 重法治 反腐败 塑民风 防暴恐

正2014年,中国处于大治之年。这里的"治",指治理,更指法治。因为"治",国家正于细微之处渐渐脱胎换骨。这一年,反腐风暴劲吹。从打虎拍蝇到海外猎狐,从铁腕治吏到厉行法治,一份巨细靡遗的反腐成绩单令举世肃然。这一年,立法动作频出。《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预算法》《行政诉讼法》等一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完成大     

健全“重典”保舌尖上的安全

施行五年的《食品安全法》面临＂大修＂。7月2日,修订草案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提出＂建立最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这被称为＂治乱用重典＂,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违法生产经营和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这是有目共睹的。用上＂重典＂,就是希望能够镇得住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西游记》里的法律

摘自：《大话西游之孙悟空时代的活法》 作者：林电锋 出版：法律出版社 孙悟空被＂双规＂时想什么＂双规＂是指某些人员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纪律检查机构要求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交代自己的问题＂。大闹天宫的孙大圣,由于＂犯上作乱＂,也被＂双规＂了。执行机关是佛家,指定地点在＂五行山＂,指定时间＂五百年＂。     

20年,奋斗不息,奔跑不止

2021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年,《江淮法治》已经走过20年的征程。20年来,《江淮法治》从月刊到半月刊,从双色到全彩,从开始的含苞待放到如今的绽放枝头,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服务读者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

法理学中经常探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于＂恶法亦法的观点＂,自然法学派探讨＂法律应该是什么＂,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则研究＂法律是什么＂。随着法治的发展,中国从关注法律是什么逐渐转变到关注法律应该是什么。     

打虎拍蝇:反腐走向深水区

正从打虎拍蝇到合力猎狐,从铁腕治吏到厉行法治,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2014年,中国的反腐风暴正劲,防腐制度的地基也在构筑之中。这些,让公众对即将到来的2015年度的反腐战役充满期待。2014年,中国刮起了一场全面反腐飓风,其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所未有。在政府高层下决心从严治官的同时,也向国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反腐成绩单。     

关于法治文化的若干思考

与普法一样,法治文化是时代的产物。通俗地说,法治是＂依法而治＂,是一种社会强制性规范;文化是＂以文化之＂,其本质是＂人化＂,具有＂物纵横而无亥,引导人从善”的含义。因此。二者相融而成的法治文化，则具有了引导人心向善的社会规范理念和法治文明精神，其直接意义是使法律能够转化为社会所遵崇和信守的一种文明理念和习惯。     

反腐大盘点：速度创纪录 威力震官场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上半年,是反腐风暴不断加速的半年。从年初到6月30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的＂案件查处＂栏目中,有375名官员被点名通报,包括接受组织调查、＂双开＂、移送司法机关等。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13年的全年反腐＂战果＂。反腐风暴给官场带来强大震慑,还不仅仅体现在＂提速＂上。2014年上半年,中纪委反腐败的速度、力度、广度、深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反腐没有什么＂差不多行了＂的说法。＂宜将剩勇追穷寇＂,用反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是这场风暴发展的方向。     

榆次区“三化三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政府在省市政府及政府法制办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对依法行政工作全面部署,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积极探索,逐渐走出了一条＂精细化、信息化、可视化＂,＂全天候、全过程、全角度＂的＂三化三全＂依法行政的新路子,取得一定成效。该区2006年被评为＂全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先进单位＂,     

政务处分法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推进

制定政务处分专门立法是推进"纪法衔接"与"法法衔接",完成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目标的重要环节。《政务处分法》具有前承党规党纪后接刑事法律的功能,它的制定有力地推动了政务处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一方面,《政务处分法》通过构筑严密的职务违法惩戒法网以及完善的法治反腐规范体系,减少了"法法衔接"的阻力。另一方面,《政务处分法》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并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充分运用到法治反腐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纪法衔接"。     

聚焦国家赔偿

今年1月1日，是我国重要的人权法《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八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别推出《聚集国家赔偿》这一策划，旨在从理论到实践、从过去到未来、从集体到个人等不同的视角，与读者交流国家赔偿这一事关国家法治形象、权力机关运转和普通百姓命运的时代话题，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推动国家赔偿事业健康发展。     

论韩非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倡三者并举。但历史经验证明,仅重视＂法治＂,并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思想逐渐被重视从而走向礼法结合,这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有利。     

复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     

“反腐败基本法”建构初论

当前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未建成,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国家法律体系正在加快推进,其中有必要制定《反腐败法》作为反腐败法律体系内的"基本法"。制定《反腐败法》是制度反腐的现实需求,有利于零散反腐败文件的系统化、法律化,保持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上的长效和稳定。《反腐败法》的核心价值表现为权力监督,这是腐败犯罪源头治理的必然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反腐败基本原则、反腐败专门机构、预防利益冲突、行政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等。在反腐败具体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反腐败法》的作用路径表现为:确立反腐败评价要素及标准等共性因素;直接确立一些反腐制度;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具体法的制定施加压力与激励,为具体法的修定提供基本要求或框架。因此,反腐败法制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应当制定一部《反腐败法》。     

论法律选择过程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选择和适用是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法律选择从形式正义时期的巴鲁托斯的＂法则区别说＂到实质正义时期里斯的＂最密切联系说＂,许多国际私法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探讨。在2011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对国际私法中的涉外法律关系进行了规定,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涉外案件进行利益衡量时所依据的法律原则。     

维权新时代 业主如何“当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的施行,从停车位归属到物业选聘,从业主＂自治＂到问责＂居改非＂……新法关注民生、保障民权,引领人们走进一个新维权时代。然而,维权新时代,业主究竟如何＂当家＂？     

严复译《法意》之法治思想探析

严复译《法意》,彰显了其以“治”为中心的政治问题意识。通过对《法意》的政治的翻译,向我们展示了他从治道到治制再到治术的关于“治”的思想脉络;通过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历史成因与西方社会作为对比,说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及其根源,进而为中国走上法治的道路指明方向。重读《法意》,将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的现代性问题产生新的启迪。     

欧盟区域刑事合作进程中的制度缺陷与对策——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

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欧盟逐步加强了对内部区域刑事合作的影响。但是,这种变化的＂代价＂则分别体现为：成员国全体一致的决策机制、＂框架决定＂立法中的＂民主赤字＂,以及成员国利用＂紧急刹车＂条款以规避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敏感立法的适用等。本文重点探讨这些制度缺陷,进而评析欧盟在相关问题上的对策。     

论“社区服刑人员”与相关概念

自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简称＂两院两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院两部《通知》＂）以来,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在2011年修改《刑法》和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社区矫正的内容做了简明扼要的规定。为了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制定全面系统的社区矫正法,而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象的概念,就成为一项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本文探讨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