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克制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的司法经历了从万能到软弱的转变,凸显了司法权运作边界的模糊问题。司法遭遇了多方面的不能,司法权应当保持自己的边界,在当下的中国,司法应当奉行的是司法克制的司法哲学。     

司法克制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的司法经历了从万能到软弱的转变,凸显了司法权运作边界的模糊问题.司法遭遇了多方面的不能,司法权应当保持自己的边界,在当下的中国,司法应当奉行的是司法克制的司法哲学.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司法改革的现代化向度

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权能,司法权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一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的反思现代化性质促成着程序法范式的形成,并内在地要求对司法权能进行新的定位。这种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定位对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推进中国司法改革,应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对司法权能进行合理定位。     

司法·司法学·司法职权配置

传统上对“司法”或“司法权”的理解过于强调了国家对司法或司法权的垄断性,突出了司法的国家强制性与司法权行使中的程序性及国家意志的主宰性,在内涵上略显单一和闭塞,并未穷尽“司法”或“司法权”的应有之义。司法学既是一门探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学问,也是一门探索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学问,同时还是一门总结司法管理规律、探索司法运作程序、论证司法改革问题的学问。它不仅研究司法权的行使,还研究辅助司法权行使的体制、机制及方式问题（如属于“司法行政”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等等）。司法学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研究是以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为基点而展开的,因为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司法体制与司法管理机制得以确立与运行的核心。     

司法规律之诠释

司法规律是司法权运作和司法组织设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准则,它是对司法活动、司法权的内在联系的抽象总结。司法规律的内容主要包括:司法必须反映社会意旨的最高追求、司法必须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变迁、司法必须体现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强调司法为民、司法的监督性和司法的效果性是司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突出体现。     

司法权威探论

对司法权威的认识应坚持两点论 ,既要从司法权体制构建中认识司法权威的重要性 ,又要从司法权运行机制中认识司法权威的应然性。从司法权体制构建维度出发 ,要通过司法改革构建权威型的司法体制 ;从司法权运行机制维度出发 ,要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权威型的司法权运行机制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

我国现行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两权"权能混同、运行程序混同等成为影响和制约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司法权的掣肘之一,需要在厘清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分离的理论、制度、实践、政策等依据的前提下,探索实行"两权适度分离"的制度设计。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由司法机关"内部混同管理"模式向"适度分离、自治管理"模式,再向国家司法委员会"统分结合现代管理"模式跨越,是司法管理体制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是司法管理体制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尚成熟向成熟过渡的渐进过程,是推进司法管理体系和司法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论司法权泛化与司法改革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统一性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司法权在运行中出现地方化、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这种“三化”现象是对司法否定性评价的根源,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解决的对策:围绕司法权独立行使为核心理念改革现行的司法财政、人事制度,创设以法官独立为中心的现代法官制度。     

铁路运输司法机构存废论

铁路运输专门司法机构的司法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司法不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表现不但在理念选择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甚至是企业利益,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而且行为方式上将行政权置于司法权之上,使国家司法行为蜕变为企业司法行为。由此带来诸多弊端并亟待消除。在改革的方式上,取消铁路运输法院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论法院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我国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握法院在环境纠纷案件处理中司法能动的向度,落实司法独立,引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努力培养环境司法专业人才,发挥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动性。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力量——兼论转型中国司法的两难困境及应对

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成为一种专门且相对独立的活动,这不仅是分权制衡的必要和纠纷解决的产物,也是现代国家统治正当化的策略选择。由此,司法活动既受内在限制,也蕴含了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力量。面对人们司法预期增长与法院自身能力不足的矛盾,司法力量的铸成需以克制为基本立场,并依靠相应的制度和司法技艺灵活处理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和正当性的社会需求。相形之下,转型中国的司法尚未完成现代化就已经无法避免能动的角色担当,其力量的培育不仅需要在审判独立性方面着力,而且还要注重为法院"减压",并理性认识和评估法官实践中的智慧。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制衡权力与权利的必要途径,本文从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的概念出发,讨论了二者在现实层面的矛盾表现,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论述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这一共同价值追求下的统一和互补。     

实现司法公正的几个基本问题

当代中国实现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系统为改革的突破口 ;以国家权力为主要推动力 ,逐步实现国家推动向社会自觉过渡 ;从法官队伍精英化、公正观念社会化和司法制度理性化入手 ,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条件。     

裁判、和解与法律文化传统——ADR对司法职能的冲击

当ADR裹挟着"和解文化"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司法系统均遭到巨大冲击,正式性司法一头独大的局面被改写。随着国家干预纠纷的手段由暴力强制转向和平协商,司法职能亦由裁判走向和解。无论基于结构性原因抑或传统及意识形态,ADR及其和解理念已经进入各国的司法领域,导致审判的衰落与和解的增长以及法官角色的更新与法院性质的嬗变。和解在司法领域的兴起虽具有政治、社会及法律职业等方面的正当性,但司法裁判的价值仍旧不容忽视。可以说,司法职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正式性司法与非正式性司法相互渗透的历史发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系统正在从单纯的公力救济领域变成公私合作的场合。     

司法经验中的生活体验——从典型女性法官形象切入

从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来看,她们之所以在日常的司法工作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及她们的司法经验更易于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在于她们都努力将个人的生活体验融入司法经验之中,不仅善于以"做人"的方式来"做事",而且也习惯于以"过日子"的态度和原则来"工作"。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形象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可能意味着不仅要建构一种整体性司法知识观与司法模式,而且也要求中国法官能够运用一种更加实用也更生活化的司法方法。换言之,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发展而言,可能意味着要以一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化眼光和生存性智慧来再造司法的知识理论与实践模式,在促成法律生活与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的互动融通的基础上,使司法及其方法更加规范化和生活化,唯此,才可能确保司法在更好地满足社会生活与司法需求的同时推动司法制度的良性发展。     

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Judges as Readers,Authors and Dialecticians: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C<Emphasis Type="Italic">t</Emphasis>HR Cases on Mental Disability

The wording of major human rights texts—co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is very similar in those provisions, which guarantee everyone the right to family, privacy,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nd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the right to access the court. However, judges of lower national courts, constitutional judges and judg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ften read the same or seemingly the same texts differently. This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gives rise not only to disputes about the hierarchy of interpretative authorities, but to more general disputes about limits of judicial construction and validity of legal arguments. How it may happen, that the national courts, which apply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or provisions of national legislative acts, which are seemingl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come to different result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judges? Do they employ different interpretative techniques, share different values or develop different legal concepts? Do international judges ‘write’ rather than ‘read’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Who is, in Plato’s terms, a name-giver and who has a power to define the ‘correctness’ of names?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from the rhetorical and semiotic perspectives are exemplified by the texts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变革时代政法人的司法使命——沃伦与王胜俊能动司法哲学观比较

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正确的司法哲学指导司法活动，积极回应时代的司法需求，是政法人的时代司法使命。作为中关司法能动的主要倡导者，沃伦和王胜俊都主张司法应积极回应政治和变革时代的民众权利需求，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注社会实质正义，注重司法结果衡平。但由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巨大差异，二人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当然也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