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法律制度生长

中国法律制度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与社会结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审视社会结构在转型期的变迁，考察法律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体制内外制度与非制度对法律制度生长的环境和制度安排入手，揭示社会结构所起的重大影响，进而通过对转型期法律制度生长的逻辑和哲理分析，初步解析出社会结构变迁是法律制度现代化转换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政府管理视角下的制度变迁

对制度变迁的探索与研究是为了从根本上把握制度变迁的动因及其运行机理,由此对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给予理论支持,进而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指导.本文对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过程展开结构性分析,并通过构建具有现代政府管理思想的制度变迁的立体模型,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人民调解制度功能的弱化,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转型期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如人口的大量流动、变迁改变了熟人社会的状态,动摇了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片面的法治主义思潮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冲击;市场经济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冲击等外界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机制问题。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障碍分析

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变迁过程，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性进行了分析。但是，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又面临一系列障碍，需在今后推进新农保制度建设时进一步改进。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理论基础与现实选择

新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划分为演进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两种模式,前者揭示了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而后者则强调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性或辅助性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后发外生型市场经济,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必须依靠政府力量衔接不完全的计划与不完全市场以解决社会转型期制度资源短缺这一突出问题.当然,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我们加以反思.     

中国儿童照护预算变迁的间断-均衡模型——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值此三胎政策施行之际,儿童照护政策作为提振生育意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治理工具引起各方重视.基于2007—2019年各省级幼儿园预算内教育经费面板数据,研究通过计算预算比率变化、L-K值等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儿童照护预算的变迁间断性情况,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注意力、政策图景和制度摩擦对儿童照护预算间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照护预算变迁遵循间断-均衡逻辑,政府注意力、家庭摩擦对儿童照护预算有显著影响,政策图景、社会制度摩擦和市场制度摩擦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我国政治体制会放大预算间断性,媒体信息则无法显著影响间断性,政府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塑造了儿童照护预算变迁模式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为儿童照护研究提供了预算变迁的分析视角,并提出树立儿童权利本位、注重政策目标延续性、加强对社会照护服务的经济支持的政策建议.     

制度摩擦何以影响中国预算变迁? ——基于1992—2019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

【问题】间断-均衡预算理论通过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变迁得到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适用性如何?制度摩擦假设是否能解释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政治周期是否为替代性假设?【方法】论文通过利用1992—2019年的全国、中央和地方预决算数据,利用正态性检验、L-K值等计算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预决算变迁的间断性情况。除此之外,论文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间断性的影响。【发现】研究发现中国预算变迁遵循间断性逻辑,制度摩擦也是导致间断性差异的重要变量,其中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对中央政府预算间断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检验间断性的政治周期替代性假设,通过比较党代会周期和中央领导人更替周期的间断性,发现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算变迁为间断-均衡预算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进一步证明了“一般间断假设”和“公共预算的一般经验法则”,从而为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更多证据。而制度摩擦和政治周期假设的检验为中国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律师制度的完善与民主法制的进步

目前,中国律师制度在社会政治体制的框架中仅仅只是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种象征,而并没有作为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力量,律师制度不能保障律师充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律师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师在推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而使这一法制重要建设力量不可能为整个社会所重视和认可。     

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制度的思考——以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为例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选拔、聘任、奖惩以及救济制度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影响行政复议活动公正性发挥的现象.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中的选拔、聘任、奖惩以及救济采取分散管理权力的方式,以保证行政法法官的独立性.本文分析了美国联邦行政法法官制度的特点,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制度建设的具体建议.     

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一种制度变迁的视角

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轨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经济法的发展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注定了经济法在发展初期以国家本位为主导、以经济行政法规、法律＂双轨制＂立法为特征,在稳定的前提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治的科斯定理）。早期我国经济法属于典型的＂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国内外法制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经济法完成了从国家干预法到国家协调法、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国内法到国际转轨、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硬法到软法、从公法到公私融合的六大转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下,＂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经济法正迎接新的发展契机。     

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干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政治在要求法律对私法关系进行整合的同时,却面临法律对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普遍化实施的合法性要求。政治系统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来为自身赋予合法性以及对政治自身解决不了的社会冲突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法律独立运作以正常发挥功能。政治之所以对于法律有这种欲拒还迎的分裂与两难态度,原因在于法律系统的结构二重性：使动性与制约性。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法律结构扩展了权力的普遍有效性,而权力如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受法律结构的制约。为避免法律对政治权力的“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政治系统设定政治禁忌,要求法律不得违反,但法律系统的二元规则化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难以任意伸缩的。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简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论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时代条件简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现代行政法的客现存在是该国行政法开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提,而现代行政法的创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实行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方略;二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外部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地位.纵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历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前后阶段等各个时期,“法治”理念是在曲折中得以不断提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独立资格地位也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现代行政法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熟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试论中国当前宗教管理法制化的二元模式

我们都知道，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个变局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因此，考察中国的政法事务，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关照，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政法问题是一个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中催生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当前的宗教法治化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视角。说起来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法庭之友”制度的基础与运行机制——以吴英案为中心的分析

"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