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是结果加重犯诸多问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分析了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空间的基础上,对结果加重犯未遂形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基本犯罪既遂而基于故意的加重结果未发生时不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而当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发生时则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票据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票据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采排除权利人意思说.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结合票据诈骗罪的实际情况,在坚持必要的前置调查取证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司法推定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参照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并通过排除合理怀疑和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进行有效推定.票据诈骗罪应以被害人所受损失数额说作为既遂标准,其中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的情形,数额加重犯存在未遂的情形.     

结果加重犯的认定思路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性是认定结果加重犯的客观层面的关键,对于加重结果分层判断客观预见可能与主观预见可能是主观客观化的思路兑现。行为共同说不仅适用于共同正犯,同样可以适用于狭义共犯。行为共同说回归单独犯本质探讨共犯问题为解决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对于各自故意视野中的共同行为的具体认识,直接决定是否承担加重结果的责任。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为劫财故意杀人的定罪处罚问题

抢劫致人死亡是否意味着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罪过仅限于过失,刑法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该问题需要结合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等刑法学原理进行体系解释。如果对为劫取财物而故意杀人的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会导致杀人行为受到双重评价。承认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包括故意杀人,则会避免定罪的混乱。如此,以杀人的方式劫取财物,即使未发生加重结果也适用升格法定刑。而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并非以是否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为判断标准,应当以抢劫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为根据。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既遂标准

以普通犯罪构成的既遂标准替代加重构成的既遂标准,既有悖法理、缺乏理论上的自足性,实践效果也欠佳.应当全面贯彻“基本构成要件齐备说”,在普通的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的既遂判断上坚持一致性的标准,以基本犯和加重手段所需要件的全部齐备作为抢劫罪手段加重犯整体既遂的标准.     

论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为了与《食品安全法》和《药品安全法》保持"实体规制一体化",更加有效地预防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立法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予以完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被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增设"运输"和"储存"两种行为类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将"拒不召回"增设为加重犯,且应增设过失犯;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罪犯的禁止令和从业禁止应上升到资格刑的高度予以审视,且应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予以区别对待。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法益属性

对网路虚拟财产民事法益属性的争论尚未达成共识,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权利说、多元权利客体说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从网络虚拟财产的产生方式和存在形态出发,从民事法益的角度分析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民事权利范畴之外的民事利益,为认识网络虚拟财产提供了新视角。     

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结构的新视野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主客体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结构。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结构的认识在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不足,将客体定位于作为受教育者的"人"也有局限性。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客体"说的提出,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具体化、准确化,为深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的规范诠释

对于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重伤"的判断原则上应以行为时为准,"死亡"的判断应以综合说为据。"重伤"与"死亡"应能客观地向非法拘禁行为归责,非法拘禁行为必须制造出导致"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并使之现实化。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     

关于保险诈骗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其中,犯罪的直接客体揭示了具体犯罪所侵害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而是犯罪客体研究的重点。依据犯罪客体的分类,在犯罪直接客体内部又有着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之分。从保险诈骗罪的发生领域和犯罪属性来看,其犯罪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而从设立保险诈骗罪所侧重保护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该罪的主要客体应当是保险活动的管理秩序,次要客体则是保险人的财产权。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的难题

变化和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渊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其支柱和支点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概念、法的本质属性、法功能的局限性、法学研究方法、法的主体和客体、法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范畴、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西方法学思想价值的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整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百年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点和转化系统的系统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十大难题.     

强化外部监督倒逼机制是依法行政必由之路

<正>法无授权不得行、法有授权必须行、行政行为程序化、违法行为必追究,是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然而,通过对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与定性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行政机关在"法无授权不得行"方面存在行政机关内外越位、左右越位、上下越位、区域越位、程序越位等无权行政问题;在"法有授权必须行"方面存在行政机关不严格依法作为、不主动作为、不合理作为、不诚信作为、不廉洁作为、不按法定期限作为等无序行政问题;在"违法行政必受追究"     

民刑视野下私下出租他人房屋牟利行为的辨析——兼议无权处分和财产犯罪的区别与联系

无权处分与财产犯罪在调整范围上重叠,两者在立法目的、归责条件、保护方式方面存在差异;未经同意而非法占有他人房屋并出租牟利的行为虽侵害了他人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但此种不法占有不具有刑法中"非法占有"的排他性和现实性,因而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仅妨碍他人房屋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属民法上的非法占有,进而使他人产生占有诉权。     

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新思考——以社会共同情感为视角

法益具有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机能。然而,随着法益内涵不断丰富,法益却有成为政策化工具的倾向,致使其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功能日益弱化。将情感作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之一,既不会造成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大,也不会带来刑法价值判断的随意性。相反,情感对刑法法益的适当填充,一方面可以有效补救法益论日渐式微的立法批判机能,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发挥法益实质解释论的"出罪"机能,以最大化地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关注作为法的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刑法法益理论的流变与实质

从当前刑法法益理论的发展流变情况看,大体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状态论的法益概念与利益论的法益概念形成了交叉分化的局面;二是超个体法益只有依附于个人才具有生命力;三是具有批判立法功能的自由主义的宪法法益概念占据主流地位。上述趋势说明,当前的刑法法益概念正逐步显露出其建立在经验论之上的个体主义本质。事实上,个体与社会的认识论对立,正是法益论与规范论对立建构的基石与动因。     

论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违法性层面有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之争,随着两种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二元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通说,得到了广泛支持。以行为为基础同时兼顾法益的保护,在二元的层面评价实质违法性必将更好地实现法益的保护。我国当前以四要件为犯罪构成的通说,但是二元论所蕴含的刑法理念也能够与中国刑法进行衔接,中国刑法在兼容并包中必将不断完善,长足发展。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及其客观不法认定标准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在于制造并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对过失实行行为客观不法的认定,应坚持结果回避义务对行为是否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判断的决定作用;结果回避的不可能性导致结果回避义务的无效性;当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时,应否定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行为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制造并实现了不被容许的风险方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风险升高理论是对违反结果回避义务行为与不法结果在无法确证因果关系时仍应予以客观归责的补强;容许的风险和风险分配理论仅具有在立法层面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规定起理论支撑作用,在司法适用上并无有价性,而作为两者下位规则的信赖原则,实际亦是一个无用的规则。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分离而来,兼具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所以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认定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理论研究与司法认定的重点与难点。     

浅谈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

紧急避险是面临自己或他人一定法益的危险迫近,在不能期待由国家机关及时救济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其法益而实施的紧急行为,即使客观上造成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法律上对这种行为也不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紧急避险行为是否正当引发争议的根源是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界定不清楚。目前主要有相等说、必要程度说、轻于说和轻于加必要说等四种学说,通过分析可知认为轻于加必要说相对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