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注《庄子》与《庄子》注郭象——诠释学视域中《庄子注》的哲学义蕴

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和对话者,中国哲学呈现为以经典为基础的哲学之思,以经典为依据,是哲学之思的主要形式,"天人之际"是其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同的视域相激相荡,意义不断生成,郭象注《庄子》作为哲学事件,代表着一种成熟,它不仅表现在郭象注《庄子》时对诠释者与文本愿意之间矛盾的解决思路中,更表现在郭象《庄子注》中所表达思想内容即"游于羿之彀中与独化于玄冥之境"中,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人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超越在此得到了安顿。     

“有物之域”、“自得之场”与“玄冥之境”——论郭象“独化”的三个方面

郭象的独化说由"有"、"无"以及"玄冥"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郭象以"有物之域"来揭示"性分"是"独化"之"有"的方面,以"自得之场"来揭示"性极"是"独化"之"无"的方面,以"玄冥之境"来表征"独化"是"有"、"无"统一的圆融状态与精神境界。郭象的"独化"既是一种本体,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问题,实现"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的统一,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     

论郭象玄学中的玄冥之境

郭象基于“独化论”而提出“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他从物我关系入手阐述了“冥内以游外”说的两方面涵义。“冥内”指向适性逍遥,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愉悦;“游外”则指向社会责任层面。郭象由此把《庄子》思想改造成“内圣外王”之道,从而为缓解自我与社会政治的紧张关系指出了道路。     

陶渊明诗境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宋明以降,关于陶渊明思想观念和诗风来源争论颇多。本文结合魏晋玄学的精神,对陶渊明作出全新解读,认为陶渊明的生命观是魏晋玄学郭象一派的前奏,是儒道两家相辅相成的表现。但同时也指出,他的“平淡”并非一种超然的表现,而是追求生命自身存在的价值而非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个性独立解放思潮在魏晋时期的一次发扬。     

试论郭象"独化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和自然主义倾向

郭象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长期以来,哲学界大都认为郭象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其实,郭象哲学的核心是自然主义思想,但由于夸大了自然主义,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独化论".当他错误地把自然主义推向极端,移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为门阀氏族服务的命定论.     

论儒道释生命观及其现代价值

生死问题是人类终极关怀的重要主题，是哲学无法规避的必答之问。中国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从不同角度诠释此哲学问题．赋予人类生命以丰富内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命哲学观：传统儒家“贵生慎死”。促进生死之融通．把对死的恐惧转化为生的追求：道家以智者的眼光从“重生乐死”、“生死俱善”两层面关怀生死，借以高扬个体生命之价值．对死亡以审美观照；佛家消极看待生死，提倡生死轮回，顿悟成佛，超越生死。儒道释三家生命观及其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文风景线，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死信念与思维活动．对现代社会追求生命本真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沉醉"与"心远"--陶渊明《饮酒》诗的哲学解读

陶渊明诗中的哲理诗思与海德格尔哲学的诗意相通。陶渊明《饮酒》诗的意旨在于对沉沦于世的生命如何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使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无蔽的澄明之境。     

以人为本的"类哲学"基础探微

＂类哲学＂是从人的类、类生命本性入手,探讨人的本质规定的＂新哲学＂,是一种体现着人对自身本质即＂类本质＂的全新理解的哲学形态。作为一种关注人自身的思维方式突破了传统本体论的物的表象式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哲学理解人、对待人的观点和态度。作为＂人之为人＂的理论自觉的＂类哲学＂理论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理解＂人＂、关注＂人＂的新角度;确立了一种人的＂类存在＂方式,形成了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理念的哲学基础。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在于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而这是与＂以物为本＂、＂以GDP为本＂等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观根本对立的。科学发展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从“三玄”的内涵次第审视《庄子》在玄学中的价值

文章从“玄学是先秦道家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的内在逻辑出发，以《庄子》在玄学思潮中的地位及影响为切入点，论述《庄子》在竹林玄学和郭象玄学中的重要影响及玄学家们对《庄子》的理解与阐发，藉以窥得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以儒统道的思想性质和方向，探寻庄子在魏晋玄学演变中独有的哲学特质。     

中国哲学视阈下的“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对赵林《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一文的中国式商榷

哲学的用处可以区分为＂事实之用＂与＂应有之用＂,赵林所言的＂哲学的用处＂只是西方哲学具有的＂事实之用＂,而不是哲学的＂应有之用＂。在中国哲学视阈下,哲学的＂应有之用＂是对生命的安顿。中国哲学以＂生生＂本体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论、＂中道＂的认识论实现对生命的安顿。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论生存哲学视野中的王熙凤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超一流的主人公,以生存哲学审视,她是一个集施虐、受虐和自虐于一体的生命复杂存在。她的生存哲学根源于外儒内法的封建君王专制思想,是封建社会末世的特定产物,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曹雪芹对她的态度丰富而矛盾,既有批判和反讽,也有赞叹和惋惜,表露出作者来自文化深处的挽歌心态。王熙凤的生存哲学,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老子“归根曰静”思想的德性诉求

金融危机把人们带入现实的困境,老子＂归根曰静＂的思想提醒我们,人生的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应该懂得让我们的心超越于困境之上,尝试透过＂得失之道＂的辩证关系,跨越＂有无之境＂的困惑,用一颗＂平常心＂,看到在困境背后所隐藏的希望和机会,从精神境界上实现对物质困境的超越和向生命本真意义的回归。     

梁漱溟佛学文化观探究

佛学文化观是梁漱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梁漱溟对佛学文化总的看法和观点,也是他对社会中其他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依据."意欲本体论"、"三量"认识论、佛学释宗教、文化路向说、佛儒异同说是其主要内容;以"生命本体论"为基点,以佛儒两重性为内在动力,以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为有益补充,以反"唯科学主义"路线为特征是其主要结构机理.梁漱溟的佛学文化观,用佛学沟通了哲学与宗教,把宗教与知识、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调和起来,建构了融儒、释、生命哲学意蕴为一身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然而,由于作者的矛盾心态,某些观点无法自圆其说也成为一种遗憾与缺失.     

实践哲学的沉沦与近代教育学的分裂

赫尔巴特开创的近代教育学之所以走向分裂 ,原因即在于其基础———实践哲学的沉沦。实践哲学理应关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行为 ,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活动。赫尔巴特把可塑性和概念的论述放在教育学的中心位置 ,以之代替具体的生命实践 ,必然引致本真实践哲学的蜕变和近代教育学的分裂。     

《老子》“道”的基本原型及其生命精神

学术界对于《老子》中＂道＂的原型一直以来多有争议,主要观点有太阳、月亮、女阴、葫芦等,其中以叶舒宪的论证最具说服力。本文即以叶氏观点为基础,运用字源学分析法和原型理论补证了《老子》＂道＂之原型为太阳一说。暨由此原型特征出发,从《老子》描述最佳得道方式时常用的＂持＂、＂守＂、＂保＂、＂抱＂、＂顺＂、＂随＂、＂和＂、＂同＂等词,来阐释《老子》一书所体现的＂虚静＂、＂禁欲＂的哲学观点,并探讨了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形成＂收敛生命＂的人生态度之影响。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融儒、道、释思想于一体，强调“养正性，顺自然；静心养，静则生”、“寡欲而柔弱不争”、“先修德后养生，精进无间”。“养生”首在“修德”，这在闵一得的生命哲学中体现得更甚，在《古书隐楼藏书》中，阂一得提出“性命双修”之“真精神”，阐发了“真一、真元”等养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强调通过“先治以身，次治以心，内炼外养，培养真气”，以达修身治世之目的。强调“命”由后天之“气”所成，“气”由先天之“熙”所注，修得“色身”，而达“性”、“命”之恒久，这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之真谛。观中国先哲之思想，察现代社会之气象，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在现代道德及养生精神之培育、心理及形体保健之实践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论孔子的生命哲学

孔子思想的主旨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本意就是＂生生＂。孔子针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即＂臣弑君,子弑父＂,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着重窄化了＂仁＂的含义。实质上,孔子的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仁＂是孔子生命哲学思想的＂本体＂即＂道＂,那么,其＂德＂就是要求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善待人生。通俗地讲,就是要注重自身心态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世态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的和谐。     

张载人性二层论思想研究

张载以＂虚＂为本;以＂气＂为用,在＂虚气相即＂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人性＂二层＂说——＂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其中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是人的本性,它具有永恒、普遍、不变、至善、潜在的特征,它规定着人之为人,是人的道德人格形成的内在根据;禀＂气＂而成的＂气质之性＂是人之现实的自然属性,它是造成现实世界个体人性差异的原因和根据。人性二层理论说明了主体人性发展的多维向度,这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个人”“群体”和“社会”和谐共生之社会整合视域的形成——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标志着＂个人＂＂群体＂和＂社会＂和谐共生之社会整合视域的基本形成。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现在其独有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集中体现在：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起点和方法的批判,即抽象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之经济哲学批判的实质和核心：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以重塑＂个人＂＂群体＂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为理论旨趣而展开对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所引申出来的对其研究对象的人学批判。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折射出马克思试图寻求＂个人＂＂群体＂和＂社会＂三者发展的有机统一的社会整合思路,而这一整合思路为其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