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演进：评析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我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使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在当前,进一步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革新面临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化解这些矛盾,需要坚持以下思路和取向：治理理念人本化、治理方式法制化、治理信息透明化、治理机制协同化、公众参与制度化。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

公共危机是一种形式多样、危害巨大的突发性事件，而如何有效地对公共危机进行协同治理，则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文中借助协同治理理论，对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从危机意识、政府能力、构建协同治理网络和信息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建议，旨在对推进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有所裨益。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主体中,政府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政府有效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充分合理行使公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危机管理财政保障体系,加强资金监管;倡导危机治理理念,积极培育危机治理非政府主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建设,践行依法行政四个方面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日本作为现代型的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积累了许多危机治理经验。有效分析和总结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对于提高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和生命损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汶川地震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

汶川地震虽然悲壮，但中国政府的快速有效处置标志着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制和机制逐步走向成熟。然而从理性角度看，它又集中暴露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公共危机管理学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进程提供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浅析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协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由政府独挑大梁的的单一管理模式俨然已不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因此,如何寻求一种多元主体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题中之义。本文从公共危机、多中心治理理论入手,对当前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的现状加以分析,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建立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其他主体参与协作的治理机制,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水平。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考察与创新模式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跨区域公共危机已经由偶发向频发、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应对跨区域公共危机,我国多个要素联系紧密的地区通过共同制定区域规划、签署行政协议、建立组织机制、推进项目合作的做法,进行了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尝试。当然,这种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也暴露出了协同程度不够、协同效度不高、协同限度不足、协同信度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本位主义、区域分割等惯性思维的阻滞,社会和企业等主体参与的成分欠缺,协议的规范性差和区域配套制度的供给不足,以及信息、人力等资源的保障乏力。因此,应纳入区域不同政府与社会、市场力量,创新构建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可设计组织、协调和控制三大运行系统,其中,组织系统是助推模式运转的载体,协调系统在于促进集体行动,控制系统属于一种约束结构,各主体在三大运行系统框架下形成运转高效、合作无间的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应对格局。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国外公共危机教育简述及启示

新公共管理为公共危机教育提供了实践和理论支持,公共危机教育是危机治理的根本。美国、日本、德国和新加坡等国较为完善或较具特色的公共危机教育体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我国公共危机教育实践及理论研究值得反省。在当前我国政府危机救援能力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在先进教育理念与制度的指导和框架下,在全社会范围内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实施全面的、多种方法整合的危机教育,是今后危机治理工作的重点。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公共危机周期规律视阈下基层干部的治理角色与能力提升

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规律表明其演变过程会经历"潜伏、爆发、缓解、痊愈"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基层干部有不同的治理角色责任,由此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能力要求。基层干部的危机治理能力对危机治理效能的取得起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危机治理制度化建设的推进和治理理念方式的转变,基层干部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治理实践凸显了基层治理优势,但也使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短板显现,这背后存在体制局限、组织薄弱、自身能力不足等现实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从改革体制、完善组织及增强本领等方面为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筑牢危机应对的"第一道防线"。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民主的流失与重构——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向度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治理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迅速控制危机事态,缓解危机,并为危机治理提供效率上的支持。但是在公共危机中,因为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的泛效率化倾向与与行政集权容易使民主生存的空间被挤占。那么在此语境下,将危机治理的效率价值与民主诉求通过程序进行整合,建制法治民主,并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协作,以此来彰显民主的价值诉求,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意。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沟通机制的构建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完备的社会沟通机制在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全社会资源、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统一行动、化解和消除认知冲突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社会沟通有利于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排除谣言、流言等不利因素的干扰,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战胜危机的信心等,为公共危机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