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刑事司法制度考察及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

2003年12月6日至14日，我随中国检察代表团赴英国考察培训。考察培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代表团在英国华威大学法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英国司法制度和证据法的专业培训，先后听了六位教授的专题讲座。第二阶段，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英国皇家高等法院、伦敦皇家刑事法院、伦敦地方治安法院、英国皇家总检察院、英国第十八司法区皇家检察署等司法机构，     

关注加拿大刑事诉讼改革引发的思考

2001年11月21日至12月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组织上海市高级检察官赴加拿大考察培训团一行20人,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体系进行全面的学习考察,目的是通过了解其法律制度、司法体制、运作机制、操作规则和司法理念,拓展我们的视野,在中西方司法制度的比较中,寻找相互融合的切入点,逐步形成国际化的司法理念。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中,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 一、加拿大的公诉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的巡回法庭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英国与美国巡回法庭的发展史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国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平衡司法成本、司法便民、法律统一等政策目标的努力，本文拟重点考察这两国的制度变迁，重点在于分析相关政策考量、制度经验以及改革成效，并对其他有代表性的巡回法庭作一概要介绍。     

关于构建司法公信力的探讨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在社会管理中承担着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职责。然而,由于司法公信力受损,司法权威下降,司法不公已成为社会舆论热点。这种司法信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近些年,涉法涉诉上访问题突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司法公信力受损,造成司法权威下降,进而形成了有矛盾不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即使经过了法律程序对判决不服还要上访甚至闹访的严重局面。应当看到,司法公信力受损,影响到法院和法官的形象,使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不能有效发挥;影响到群众对法律的信仰,使社会规则和秩序遭     

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简

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社区司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操作向度，彼此间互有分工又互有联系，因此构成双系耦合。作为调处社会矛盾的自治型司法机制，中国社区司法的模式和运行系统亟待适应当地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社区司法中“社区”在司法活动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且主导基于社区的各种司法形式的运作。     

司法部法制宣传干部培训团赴澳大利亚培训考察报告

司法部法制宣传干部培训团于2012年9赴澳大利亚进行专题培训学习和考察访问。此次培训考察了澳大利亚基本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了解了澳大利亚司法部的架构、职能及运行情况,学习了澳大利亚组织开展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宣传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全民普法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澳大利亚政治法律体制概述(一)澳大利亚的法律体制承袭英国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其政治和法律体制总体上是从英国嫁接而来。自1790年第一批来自英国的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后,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区迅速拓展到六个。1900年,全部六个殖民地的居民举行一人一票的全民公决,决定把六个殖民地统一成一个单一的澳大利亚联邦。     

司法管理省级统管背景下法院管理模式选择与运作路径探讨

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核心所在。我国法院现行管理体制完全地方化和行政化，这是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根源。构建新的法院管理模式，必须符合改革价值定位、符合中国特殊的司法国情、遵循法院管理的一般规律等标准。依据此标准，文章提出：借鉴司法委员会管理模式的外部资源获取方式，成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委员会负责人财物等管理决策；借鉴司法自治型管理模式，实行法院内审判业务和行政管理事务相分离；以此两点为基础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委员会型管理模式并对司法委员会人员构成、运作方式、法官选任、司法预算等具体制度进行设计。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需要修改法律扫除改革法律障碍、调整司法管辖区、理顺与地方党委管理、调整地方人大监督法院方式、改革上下级法院关系、成立专业化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法院系统党组织、改造审判业务庭为单纯专业化审判组织等项改革措施进行配套。     

发挥职能作用 做好结合文章

山东省邹城市‘张庄民情恳谈”经验在全省、全国大力推广的同时，邹城市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找准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司法行政工作的切入点，积极探索和实践了司法行政工作与民情恳谈相结合的经验。其主要做法是：一、司法调解中心与民情恳谈的结合是符合邹城实际的特色经验 山东省邹城市司法调解中心成立之前，“张庄民情恳谈”经验就已开始推广。当时，邹城市司法局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司法调解与民情恳谈在工徐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即都采取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解决…     

构建民调大格局——河南省汤阴县司法局民调工作侧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稳定工作也遇到了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日益增多的涉法案件和各类纠纷，单靠司法行政部门一家来调处，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怎样将这些复杂的矛盾及时调处？湖南省汤阴县建立以乡镇司法所为依托，吸收其他基层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大民调”格局，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探索。对群众要像一杆秤心中装有法律和公道“有矛盾，找司法”。这是人民群众对作为法律第一道防线的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种信赖和认可。如今，在汤阴县农村，当百姓有了解不开的疙瘩，当然也就首先想到了乡镇…     

启迪与借鉴 从法国司法制度看中国司法改革

２００２年末，我作为中级法院院长培训考察团的成员对法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习考察。在法期间，考察团走访了法国最高法院、巴黎大区法院、巴黎大审法院、司法部、法官培训中心巴黎分部等单位，与法国司法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司法部的法院行政管理及法官培训官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对法国司法制度的总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详见《法律适用》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编者注）。考察团在考察培训总结会上建议法方在今后的司法交流中，应加强对两国现行司法制度理论背景和文化传统背景，特别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司法制度演变所带来…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