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夫的文学批评思想

菲利普·拉夫是美国纽约知识分子舆论工具--<党派评论>的创始者、编辑,但他同时也是位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不失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文学、参与社会、参与历史的结晶.拉夫的文学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同时运用了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吸取了范·威克·布鲁克斯关于"有用的过去"、艾略特关于艺术的传统与才能以及阿诺德的批评思想的精髓.拉夫提倡文学过程的自律,蔑视任何形式的以意识形态评判作品的批评家,但他又异于绝对"审美"的批评家,注重艺术的政治含义.因此.拉夫的批评很具道德责任,反映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艺术的审美与政治关怀.     

论庄子“三言”文体创作对道家无玄思想的释义

《庄子》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书中"三言"文体就是庄子阐发其道家思想的体现。庄子不仅通过"三言"创作实现对"无玄"思想的精妙诠释,而且在接受美学层面,庄子同样发挥了"无"与"玄"在读者"三言"认知中的作用,进而从"创作到接受"中形成一个周和圆满的"无玄"思想释义体系。这种体系所呈现出来的思维特点,使得庄子"三言"创作带有强烈的道家哲学思辨色彩,并最终使庄子完成了在文学表现和言说维度中与老子无玄思想的对接。     

论魏晋玄言诗对两宋理学诗的影响

玄言诗以其崇义重理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理学诗,并为理学诗奠定了基本的意义生成模式,即以诗化的议论阐释深邃的哲理,通过意象呈现情感和理智的融合,用玄境的构造传达悠远的理趣。玄言诗所具有的形上性、隐喻性和主体性,为理学诗同样特性的形成起到了发轫作用。"玄"和"理"的至上性和至善本质规定了玄言诗和理学诗的道德性,使二者具有鲜明的道德立场。根据述事、抒情和说理三种元素在诗中所占的地位和比例,可以将玄言诗划分为"但陈要妙"的玄理诗、"冥然玄会"的玄感诗和"超入玄境"的玄境诗。玄理诗是阐说义理之性理诗的先导,玄感诗是吟咏性情之理兴诗的前茅,玄境诗是表现意境之理趣诗的始基。理学诗风类似于玄言诗风的历史重演。在题材、类型的规定性上,玄言诗能对理学诗造成影响,主要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似的体用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以理事不二、体用相即为思想基础,暗含着月映万川、理一分殊意识的萌芽。     

浅探阮籍的归隐——矛盾中以仕求隐

本文对魏晋之际著名文学家阮籍以仕求隐的原因进行了粗浅的探索、论述,认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再加上软弱的性格是他求隐的主要原因。总起看来,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他正直高尚、聪明善良,然而软弱,走了一条以仕求隐的道路,他的诗文反映了自己思想感情,作品内容超越了个人生活局限,表达了更多人的愿望,成为时代、社会感觉器官和代表,意义也更为重大和广泛。     

顾炎武山水诗简论

顾炎武是清初遗民诗人的代表，他的山水诗很少纯审美的作品，基本上是通过山水与怀古或时局相连，来表达爱国的思想。诗的风格以质实为主，又得杜诗沉郁雄壮之神。诗长于用典，语言朴素。其山水诗审美价值的削弱与社会功利性的增强，从中国山水诗发展的角度评价乃是一种“过失”，但这是由时代造成的     

谢灵运诗中的身体意识

谢灵运不少描写山水的诗歌,向被称作山水诗;因为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山水成为了审美的主要对象.然而,除了山水之外,谢灵运对自己身体的描述,也是其诗审美的重要对象.尤其他喜欢在山水之间流连,其诗除了写山水景色之外,也涉及作者行旅与游览的姿态和动作.甚至在有些诗作中,谢灵运对自己寓目身观的行姿描写,比对山水自然的描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左琴科《一本浅蓝色的书》的两种改造

迫于时代的政治"大势",苏联幽默作家左琴科在其作品《一本浅蓝色的书》中做了"自我改造".改造之一是将他之前创作的幽默小说大量改写,变揭露为歌颂;改造之二是他在作品中大兴文体革新,将历史纳入文学,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无情揭示了现实的本相.因而改造的结果是,左琴科有意无意地坚守了自己的"道",作品也获得与"自我改造"宗旨既一致又矛盾的复杂意蕴.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正义叙事

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文论有"诗缘情"和"诗言志"两种传统,其中,"诗言志"生发叙事传统,赋予文学以载道的使命,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并使得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正义叙事的脉络。该正义叙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受"诗缘情"诗歌传统影响,正义叙事和诗性叙事呈交叉和弥合状态;受儒家礼制渗透,中国古典文学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功用,正义叙事背后是内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正义叙事反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文化和独特的语境,中国的阴阳二元思想与起源于结构主义的现代叙事理论有某些相似处。解读正义叙事对理解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叙事理论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

(一)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最早是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正式提出的,1924年在一次演讲中又作过专题论述。此外,他多次在谈话和著作中又不断阐述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建设理想共和国的指南。孙先生五权宪法的一个基调,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自己的国情,外国的制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他说:我们的革     

白居易的自责诗

唐代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比比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朝鲜、日本.     

也论“汉音”与“魏响”：“三曹”诗歌创作的历史定位

自明代诗学将汉魏分论,到清人选诗有"汉音"、"魏响"之谈,至今影响甚巨.对"三曹"及邺下文人集团诗歌创作的定位,已经成为汉魏诗歌分期及其"自觉时代"确定的焦点.从理论上讲,诗歌自觉的标志,应以其作为语言艺术而独立之时为起点.据此而论:曹操的作品仍是诗歌语言与音乐旋律之美的综合体,属于汉代"歌诗"的范畴;曹丕与曹植的诗歌,则由于创作心态与观念的新变,逐渐表现出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分离,从而走上了诗歌自觉的道路.     

论“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林徽因等均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徐志摩是中国文坛评介伍尔夫思想与创作成就的第一人;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上与伍尔夫颇多类似,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也体现出对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厉鹗与朱彝尊“清空”词风之差异及文化探源

"清空"被清代浙派词家标为艺术至境,对"清空"艺术的追求,在不同作家手中呈现为不同的风貌.中期的宗主和巨匠厉鹗在审美趣味上偏好"孤淡",取境萧疏,意象冷寂,用字寒瘦,形成清幽冷峭的特色;浙派早期领袖朱彝尊则趋向"傅采",形成深情绵缈的风格.这是由于二人在性情品操、生平经历、爱情生活、文化底蕴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从浙派"雅正"、"清空"的论词标准看,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从保守的文体改良到极端的文体革命——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及特点

新诗文体的初步形成主要经历了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诗界革命是保守的文体改良运动,以增加"新名词"为汉诗改良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动摇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基本上没有对汉诗的诗句、诗节、诗段及诗律进行变革.白话诗运动又太激进,对已有的古代汉诗诗体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汉诗的语言、文体和内容,甚至写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变革."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生态决定的.新诗出生时的先天不良造成了后天成长的艰难,特别是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早期的文体变革有关.     

汉字“曲”的语义系统和曲文体的美学建构

汉字“曲”的语义,制约了曲文体的美学建构:来自乡曲的俗民琐事话语,决定了曲的鄙俚本色,使得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着俗文学的地位;委曲悱恻,成为曲文体的审美基调;曲多为个人咏唱的联篇对答,实现由单一抒情向复杂的情节再现的转换。     

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探论

唐代以后诗评家一方面承认李诗与杜诗共为唐诗最高典范,另一方面又时常贬抑冷落李诗.李白诗歌成就、诗坛地位与李诗学研究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并非是由于李诗缺乏审美价值,而是与古代诗学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直接关联.把诗的教化功能当作诗的首要之义,注重于诗法诗艺中评判诗人的作诗功夫,在开宗立派中学问化而不是审美化地承传诗歌,这是导致李诗评价在后世跌落的主要原因.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论自然气象兴感与诗歌审美意境营造

包括风、雨、霜、雪等在内的自然气象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自然气象与诗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较稳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然气象在审美愉悦、社会心理等方面对诗人的创作动机产生着直接的激励作用,这种作用是随着人们对自然气象审美功能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不断发展而显现的,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物感说中的混沌一体,到唐宋时期兴感说中的条分缕析,可洞悉这种作用的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主动运用自然气象的意境营造功能,形成了不少凝结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审美意境,如对床夜雨、寒夜听雨等。     

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

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     

新诗叙事艺术概观

新诗的叙事语言是“大白话”,并向着两个方向提升：一种是艾青式的“现代散美”,另一种是李季式的“民间歌谣美”。新诗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故事型、散型、情节暗寓型。新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灵活多变,其关键性的突破在一个“大”字上,几乎想写多大就能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