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剧与正义观之塑造

中国法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重视实体正义,但对其产生没有给予足够的解说。本文主要以中国传统戏剧为素材,并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西方文学戏剧作品为参照,考察了传统戏剧的包括上场诗、角色和脸谱在内的表演特点,以及连贯叙事和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对中国人实体正义观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简

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立足西方伦理传统,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构建了一种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正义理论.他认为,正义的规则总是以一定的道德观念为基础,正义受历史传统的制约,正义是对社群的共同善的共识.麦金太尔也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正义理论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又有本质区别,我们在肯定麦金太尔正义理论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发现,麦金太尔正义理论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亚里士多德正义分类理论的知识考古

针对亚里士多德正义分类理论众说纷纭的现状,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视角,对其正义分类理论进行逻辑的论证。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先将正义界定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行,并在此定义下将正义分为抽象的正义和具体的正义两大类。其中,抽象的正义分为自然的正义和传统的正义;具体的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上述正义分类,都有其宗教的和政体的现实基础。公平和"交换的正义"都不是独立的正义分类。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构成了其法律观的基础。     

浅析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他从"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出发,推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按照"词典式"先后次序安排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试图求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形式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难题,因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议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罗尔斯分配正义论和诺奇克持有正义论的比较

罗尔斯与诺齐克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论相差很大。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他从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而诺齐克在批判和继承了洛克理论的基础之上,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创设了持有正义理论。文章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对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进行了分析;第二个部分是诺奇克的持有正义观,内容主要包括获取的正义原则、转让的正义原则和矫正的正义原则;第三个部分是对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观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具体分析;第四个部分是罗尔斯的正义观对于中国正义观念发展的借鉴意义。     

正义在中国：历史的与现实的——一个初步的思路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它的两条正义原则的序列在古代乃至现代其他文明中可能是成问题的。即使是其正义概念也迥异于古代社会中对应得、报复、回报的主张。此外，一种独立的生命保存原则也值得专门强调。但这一理论提示我们对制度伦理而不是人的道德予以更多的重视。未来中国正义观念的构造，应当同时兼顾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百年启蒙与革命传统和十年市场经济传统的经验，分配的对象应当扩展到权力、财富、地位与名声，并在政策上对社会底层予以特别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制度中包含着一些有益的伦理含义，尤其是通过选拔生产统治阶级的方式以及对最弱势群体皆有所养的追求。就现实而言，香港蕴含自由的法治、台湾蕴含传统的民主，以及大陆不同地区的经验，对我们凝聚正义共识都有一定的启发。     

如何正确对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在中国,一贯就有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认为这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程序正义自身却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其终极指向都是社会实质正义。法的正义价值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决不能偏废一方。     

“言志”与“缘情”两大思潮的交融——论《文心雕龙》中的情志说

在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思潮如同二水分流。但并非是泾渭分明,它们在汇合中交融,在交融中变异,孕育出第三派的文学理论。这种新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志说。“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虽然《尚书》的可靠性后人有所怀疑,但是,“言志”说在《左传》、《礼记》、《孟子》和《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屡见不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