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内容及其评估

科学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规范评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体系的设计既要坚持全面与特色相结合、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科学与简便相结合、实用性与适用性相结合、可计量与可比较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又需考虑指标体系所应包括的内容及框架体系和各个单项指标的含义、口径及计算方法.指标体系的内容包括党委领导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人大加强社会治理法立法和监督、政府主导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司法机关维护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社会组织自治和参与合作共治、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多维指标.社会治理法治建设评估的适时开展,既是社会治理法实施的基本要求,又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社会治理与法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中国的大学治理:法治意义及其实现

法治蕴含丰富的价值内涵,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方略被写入宪法。运用法治思维、价值与方法推进我国大学治理,有利于实现大学的目的与理念。我国大学治理中的法治缺失明显,应当从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学术权利、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在法治架构基础上的大学治理的确定性、规范性与合法性。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从属地主义到合作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转型

大气污染的复合性、流动性等特点决定了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问题上必须高度重视区域合作。目前,三地正在积极探索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的有效途径。从法治的视角研究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有利于加快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应当从京津冀区域联合立法、区域联合立法框架下的京津冀地方立法、京津冀统一执法等层面为京津冀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治理视野下的信访制度

中国的信访制度运行50年,在21世纪进入了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更加符合治理的逻辑而不是法治的逻辑。在治理的视野之下,按照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的目标,改革信访制度的现实路径应着眼于改善信访的社会环境、合理定位信访功能、坚持法治原则、注重信访治理过程及信访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索多样化处理问题的方式。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法治与道德相结合: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调整手段。法律以其强制性从外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是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力保障。道德以其教育感化的力量从内在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指引和劝导。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法治不力,丑恶横行,社会治理必然困难重重。如果不注重道德建设,人心不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难以妥善解决。因此,坚持运用依法治理和道德约束两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才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乡贤文化与中国现代法治治理

纵观全国,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普遍性和严峻性的法治治理问题,推动社会的管理者不断追溯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之道,引导学者去深入探讨现代法治治理的症结所在。现代中国仍然是熟人社会,农村占据整个中国的大片疆土,农民还有十亿人口,他们依然与土地紧密相连,所以对农村、农民的治理尤为重要,以此借鉴封建社会中饱含儒家思想的乡贤文化,这当然对城市和市民的治理也是有益的。并且我们要与时俱进,探讨其与现代法治治理的契合点,真正找到适合我国现代法治治理的道路。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为这一鲜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实践依据.这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根本性质、治理格局、主体地位、动力保障、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治理机制、网络社会治理法治等.其不仅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品质.这一思想体系是“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与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她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对于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     

论社会治理下政府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原则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根本要求。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全新要求取决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必须扮演好法治秩序维系者、社会公正促进者和核心价值培育者的角色。政府在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中,应更加突出严格执法,并以坚持社会主义公益至上为价值理念,以社会公民平等对待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行为合乎比例为思维方式,以求实现国家法治目标,共建社会和谐发展。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