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

本文论及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有较新的挖掘。 本文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今后欧洲哲学将在知识论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来“化解”宗教和神学问题。     

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边沁功利主义与英国法人性假设的形成

差不同同时在雅典形成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后来成为了未来的英关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精神教父。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快乐主义并以财富作为达成快乐的手段,斯多亚学派张扬道德理想主义并排斥财富作为道德完善的手段。边沁继受伊壁鸠鲁哲学将之改造为功利主义,这种主义成为英美法的哲学基础,它以区分法律和道德为特征。罗马法继受了斯多亚哲学作为自己的灵魂,从罗马法派生的大陆法系由此具有斯多亚主义的因子,它体现为道德一定程度的法律化。     

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观

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主张人应该自由地去寻求和享受人间的快乐和幸福生活。他认为快乐本身就是善，就是生活所追求的目的。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端和归宿。本文试图从伊氏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内涵、实现的途径和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探求其伦理观的本真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哲学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史的一条基本的线索。在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释上,旧的解释体系在总体上存在尚未摆脱近代形而上学倾向之嫌,而真正的解释应该立足于哲学本身,立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人类世界的基本矛盾。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立足于“主-客”二分的旧视角,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最抽象的表达。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基本问题不是形而上学解释体系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信仰与理性

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围绕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知识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托马斯·阿奎那宇宙论证明,就此讨论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这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德与福的争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

从对斯多亚派(Stoicism)与伊壁鸠鲁(Epicureanism)的哲学分析中,可以看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斯多亚派存在两套伦理标准,即理想的和现实的标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没有看到斯多亚派理论的积极意义。伊壁鸠鲁的贡献在于把身体快乐纳入哲学视野,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德性与幸福的冲突。     

关于"纯粹哲学"

当前，重提“纯粹哲学”对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提倡“纯粹哲学”并非主张哲学脱离实际。康德提出“纯粹理性”，他的“三大批判”都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具有现实内容。黑格尔提出“绝对精神”，他的“精神－理性”经历过自己的过程后，是有血肉、有学识、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哲学的问题本身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涉及现实的深层问题，做哲学当然需要排除某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     

西方哲学东渐百年之反思

2 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曲折迟滞的历程告诉我们 :要发展中国哲学决不能闭关自守 ;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和主体 -客体的思维方式 ;同时 ,我们又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 ,不要囿于“主 -客”式 ,而要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 -客”思维方式结合为一     

规范还是隐喻？——国外知识论学界关于信念的目标问题的争论

近年来，国外知识论学界对“信念的目标”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可以说“信念的目标”这个问题是当今国外知识论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2009年奥斯陆哲学会议把这个问题定为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更加体现了这个问题的前沿性，而国内学界一直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奥斯陆哲学会议的讨论主题就是“信念的目标”，有的学者从规范主义的角度对信念的目标作出解释，有的学者则从隐喻的角度进行理解。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反映了当今知识论界的理论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论的局限性。     

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权变思想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孔、孟儒家学派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迂腐的。本文针对这一观点，着重论述了孔、孟儒家学派政治哲学中的权变思想，指出他们的言论中闪耀着政治智慧之光，这是政治思维中辩证法的反映。孔、孟儒家学派的政治权变思想，主要反映在下述几方面，如他们认为，杰出政治家（即“大人”）应当是“识时务、通权变”的；在政治选择上，应当是“有义存焉，无可无不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政者“有所不为方可有为”，以及在逆境中，高明的政治家应当是大智若愚的，等等。当然，就是在权变思想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学派政治观上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