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哲人的追求--三足鼎立、同求宁静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了西方和东方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感到对城邦的衰颓无能为力,对昔日追求理想国的希望彻底破灭,转而超然事外,在混乱现实中,寻求个人的快乐、德行、精神安宁.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三足鼎立,互不相让,但共同体现了晚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与罗马法教学的转型简

清末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实际上继受的是这一法系中的德国法族,中国对于拉丁法族的继受开始于1989年意大利和中国订立法学交流协议后,从此,有70多名学者受教于意大利大学以及拉丁关洲国家的大学,把拉丁法族的精髓带入中国,形成中国德国学派和拉丁学派争鸣的格局,完成了对大陆法系的全面继受。第一次继受是被迫的;第二次继受是自愿的、和平的。由于第二次继受,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完成了转型,表现为更多地通过罗马法原始文献学习罗马法,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开始被作为罗马私法课的教材使用。     

德与福的争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

从对斯多亚派(Stoicism)与伊壁鸠鲁(Epicureanism)的哲学分析中,可以看出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伦理学特征。斯多亚派存在两套伦理标准,即理想的和现实的标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没有看到斯多亚派理论的积极意义。伊壁鸠鲁的贡献在于把身体快乐纳入哲学视野,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德性与幸福的冲突。     

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续完)

本文论及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出现了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有较新的挖掘。 本文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今后欧洲哲学将在知识论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来“化解”宗教和神学问题。     

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

本文论及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有较新的挖掘。 本文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预示着今后欧洲哲学将在知识论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来“化解”宗教和神学问题。     

希腊化时期的三种幸福观与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

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们由对客观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了对个人幸福的追寻,认为实现幸福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心灵的宁静和无纷扰.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斯多葛学派的德性、怀疑主义的悬置判断是三大哲学流派的幸福观.这些幸福观表面上看起来内涵有差异,但仔细推敲却是殊途同归.它们体现了晚期希腊哲学的伦理化转向,为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和高校德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罗马法的复兴

罗马法的复兴是对优士丁尼《国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的大规模的研究和继受。对西欧大陆各国特别是德、法两国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并为世界法律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论建立我国优先权制度

优先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 ,它源起于罗马法为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所继受 ,并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充分发展。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人权的保护 ,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并促进公平原则的实现。优先权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 ,其核心效力为优先受偿效力。构建我国优先权制度 ,应当保留留置权 ,并应增加知识产权优先权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20世纪外国民商法的演变轨迹

纵观外国民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无论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均程度不同地继受于古代罗马法,由民法和商法构成其私法,并以民法作为私法的核心,用以肯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根本利益,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历史的进步。     

对“土地上穷天宇,下及地心”的探析——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借鉴与完善为目的

作为大陆法系起源与根基的罗马法,其所倡导的法学思想仍然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地下空间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本溯源,从罗马法出发,探寻大陆法系国家地下空间权制度构建的模式,结合我国现状,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之构建提出可行的建议。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     

论当今中国民事立法对罗马法的借鉴

罗马法之博大精深是迄今任何一个法系都难以企及的。我国民事立法应该借鉴罗马法的精华。在民法法典化、物权法、债法、继承法等方面罗马法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走向现代法治政府——略论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的树立

要走向法治政府,就必须牢固树立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在当前,公务员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就必须深刻把握依法行政的本质。依法行政的本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必须全面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职权法定、比例原则、程序公开、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等原则;就必须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强化依法行政的观念。     

论罗马法形成过程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兼谈其对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启示

本文在对罗马法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和评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罗马法在形成中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 ,进而结合现实的立法情况探讨了上述特征对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启示。     

罗马法不是市民社会的法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现实形态是一种现代现象 ,它培育了近代民法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神圣的精神 ,这并不是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罗马法的主要成就是发达的法律技术 ,而非精神内涵。罗马法的身份性和权利的保护方法说明私权的确认和维护不是罗马法的出发和归宿。原因部分在于罗马人的实用主义态度 ,部分在于罗马人不擅长哲学思考。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民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其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在中华法系民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走向了继受欧陆民法的不归路,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民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21世纪民法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创造中国民法的辉煌,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人民。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