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背景下的现代侦查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体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侦查人员所面对的侦查信息不同于传统社会.由此导致无限扩张的信息与有限的信息处置能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有限理性的阐释,由于环境复杂性导致不确定增加,并且人类对信息的认知能力与处置能力有限,因此案件侦查工作陷入僵局是一种必然趋势.现代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根本改变了从信息收集、整理到信息存储、分析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的侦查困境.同时通过侦查主体分工专业精细化以及侦查研判智能化自动化,实现侦查决策的相对优化.     

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建构一个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势在必行。该框架由层层深入的三部分构成: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和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源动力。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五类具体因素;机制包括强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六种具体机制;源动力在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采纳新政策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是影响因素和政策采纳的中介步骤,并且,其也通过影响采纳决策的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期望效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利于弥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缺漏,也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     

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以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为例

虽然"由点到面"比较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但它不足以揭示社会政策扩散的本质。本文以1997—2008年间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全国31个省份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对于我国社会政策创新的采纳,外部因素的解释力强于辖区内生因素;第二,人口规模是影响社会政策创新采纳的关键因素,扩散机制也受人口规模调节,人口规模较小的省份更倾向于向其他省份学习,且更容易受到相邻省份的竞争压力;第三,我国社会政策的扩散过程包含了学习、竞争、强制和社会建构四种机制,其中竞争机制的作用最为复杂;第四,扩散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同级政府政策间的学习和竞争,中央政府的制度压力是一个更短暂的扩散过程。     

公共利益导向下政策终结的引擎设计——人员、组织、技术和文化层面的尝试

作为治理工具之一的公共政策属于生态产品,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上述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导致现有政策的过时或失效,从而诱发政策终结。但由于机构惯性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的落实遭遇诸多梗阻。因此,有必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对人员、组织、技术、文化四个方面的革新来促进政策终结,具体体现在人员层面用有限理性突破完全理性,组织层面用学习型组织完善科层组织,技术层面用有机式模型取代机械式模型,文化层面用公务员精神超越官僚主义。     

地方政府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基于127个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为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探索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各地方政府紧抓机遇积极探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案,探究该政策创新的扩散机理对于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结合2016—2022年间全国127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我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扩散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医保收支压力、医疗资源供给水平、中央强制压力以及横向邻里效应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政策的扩散具有显著影响,而新闻舆论压力、公众受教育程度和信息化水平对其扩散的影响不显著。     

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进展

从学理上看,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自1969年开创以来,迄今已经历三个阶段。本文系统检视2000年以来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在总体评价和分析未来研究趋势的基础上,探索其对我国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有限理性与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对江苏省滨村的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全面实施多年 ,民主选举运行较好 ,但民主监督依然是薄弱环节。在滨村民主监督几乎不发挥作用 ,但村委会维持运转 ,几乎没有上访事件 ,大家相安无事。对于这一普遍问题 ,笔者从“有限理性”的视角进行分析 ,认为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价值偏好的不一致性等因素限制 ,村民在民主监督中不可能完全理性 ,采取“最优方案” ,而只是从具体情况出发 ,采取符合其“欲望水平”的“满意方案”。这种非常态的平衡是由于村民的有限理性造成的 ,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建议进一步畅通村民自治信息、健全村治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安排、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 ,以加强民主监督 ,增强村民自治内在动力     

公共政策扩散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政策扩散引起了政界以及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政策扩散理论为"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公共政策的扩散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互动,提高政策的合理性,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基于西方政策扩散理论,分析了政策扩散的原因、路径以及政策扩散的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对策与建议。     

政策执行中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基于厕所革命的考察

作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公共政策本质是社会与技术因素的结合,须臾不能回避规范理解与生活方式。由于时间、技术、资源与认识能力等局限,以及冲突解决时机、利益团体影响等因素,公共政策的定型化仍会延续于执行环节,政策执行并非简单的控制过程抑或相互作用。针对决策者有限理性与专家主义畸形发展等症结,地方性知识肯定了一种价值公平的视域,强调公众生活逻辑的重要意义,以知识的包容性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借鉴。从情境理解、实践优位与精细观察三个角度出发,厕所革命执行变质的诸种问题可以由此得到一定解释。     

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