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建议

新修订的《律师法》已于2007年10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律师法》吸收了自1996年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的修改相对滞后，导致现行《刑诉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主要有：     

《律师法》若干条款适用问题初探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已于2007年10月28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律师法》充实了律师执业许可和执业行为规范的内容，强化了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监督管理措施，调整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监管职能的层级配置，完善了律师协会的管理职责，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力度。     

阔步前行谱新篇——新疆律师贯彻修订后《律师法》呈现六看点

新修订的《律师法》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来,新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管理组织以宣传贯彻新修订的《律师法》为工作重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大力推进律师维权工作,各项律师工作都有了较大进步．呈现出可喜的新变化。     

直面新《律师法》的缺陷与不足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生效实施，它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被誉为“中国法治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裹足不前的情况下，新《律师法》的出台更是表明了立法者以及参与立法的各方对于深化刑事司法改革、加强人权保障的决心和姿态，     

从辩护律师的视角看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

2008年6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在新《律师法》颁布实施的一年里，每一个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都在细细地体会着我国司法改革的脉搏。作为一个经常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笔者根据一年来的执业实践，提出一些问题与广大同仁交流。     

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几点建议

经过几年的实践发展，特别是面临中国入世以后的新情况，《律师法》的修改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第一，从内容上看，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律师法》主要侧重于管理规定，很多符合律师业发展内在规律的内容没有通过权利义务的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第二，随着中国司法体制深化改革大形势的需要，《律师法》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已经明显滞后，并反过来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整体进程。例如，《律师法》中对律师调查权的限制；对于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承担伪证责任的规定，均十分不利于调动律师参与司法审判改革的积极性，影响了中国司法审判改革…     

执业权利：仅有《律师法》是不够的刑事诉讼视野下的新《律师法》适用问题思考

新《律师法》相比较于旧《律师法》，在许多方面作了修改，特别是在刑事辩护制度上，进行了全新的突破。在刑事诉讼视野下，如何客观的评价此次全新的突破？通过对理念、条文及实践操作上的比较分析，能比较深入地发现新《律师法》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冲击与不和谐．进而理性地认识到《刑事诉讼法》若不对冲突部分进行积极的回应，则在新《律师法》正式施行后，刑事司法依旧面临困境。     

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诉法中有关律师权利的规定进行法条对比，揭示其背后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以及新《律师法》对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之处。     

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会议综述

1月26日至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在北京中苑宾馆联合举办“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做重要讲话。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部分领导、学者和刑事辩护律师就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刑事辩护的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律师豁免权、保密义务及嫌疑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定，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辩护等话题展开研讨。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部长眼中的《律师法》

编者按；三年前的1993年6月，以肖扬部长为首的司法部新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将“重中之重”的律师制度改革推向了高潮；三年后的1996年6月，司法部部党组在又一次召开的“以学习贯彻《律师法》为主题”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向全社会推出了一系列把律师改革引向深入的新举措。会上，肖扬部长着重谈到了他眼中的《律师法》以及学习、贯彻《律师法》的纲领性意见。一、要全面地、准确地领会《律师法》的精神实质（律师法）是规范我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律。（律师法）是我国的第一部律师法典，（律师法）的颁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