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探究

公共政策价值指向是政策科学的元范畴,是理解与研究公共政策的阿基米德点。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自身蕴藏着社会共同的善(common good)、正义(公正)和效率三重价值向度和价值指归。然而,日常的政策活动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作为政策价值危机的降解途径,善治、多中心公众参与和竞争性政策体制不失为降解乃至消解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的一剂良方。     

从科层结构到平台结构:基于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的合法性重建

合法性是企业权力的题中之义,企业权力关系往往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来体现,权力与组织结构相互建构,从科层结构向平台结构的转变,昭示着企业权力的重置,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合法性的重建.科层结构因奉行工具理性的本质契合了工业化社会追求企业效率至上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因此而为其赢得了合法性.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和追求,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反思:科层结构所表现的由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状况与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转向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成为触发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结构以其扁平化、去中心和无边界的耗散结构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自主管理和合作共赢的诉求,消解了科层结构的合法性危机,为重建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司法合法性问题探析

司法合法性是指公民因为司法本身是公正、廉价、高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权益而产生的对司法的忠诚和自愿服从。司法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包括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司法潜伏着多种合法性危机的诱因,故巩固司法的合法性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根本任务。我国的司法改革应以公民为主导力量,以公正、廉价和效率为其价值评价标准,同时要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四个方面致力。     

从公共政策合法性基础看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

公共政策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二 :一是社会公众对现行政治体系下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利益分配模式的认同 ;二是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中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其中第一方面基础是最主要的。当前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这必然动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 ,导致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冲击。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公共政策合法性     

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为了使履行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主体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自实施以来,其控制成效和发展势头表明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内容有失公正、问责标准不明、问责程序不科学,尤其随着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人们对问责制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从,而也表现出了其存在明显的合法性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缘起于合法性要求的政策参与分析

长期以来,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一直存在着“肉食者谋之”的观念和政治冷漠的现象,普遍认为政策过程是国家机关的职责,公民只是政策对象,致使政策各环节都缺少公众的身影,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合法性,使政策执行遇到认同性危机与阻力。如何扩大公民政策参与,增强政策合法性,成为当前必须着手去研究和解决的一项艰巨课题。     

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生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完善的现实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行为的本质要求,是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合法性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性。本文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以政治权力及其主体的功能为主线,对合法性范畴进行界定,进一步探讨合法性的基础和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危机与实现合法性的途径。     

论大学治理权合法性的危机与重建

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接受的基础,合法性问题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需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危机、有效性危机和学术性危机.要实现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重建,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构建大学治理的现实基础,避免大学行政权力的异化.     

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司法改革与结构性危机再生产——从药家鑫案的审理谈起

现代司法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制度装置,而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具有保守、克制,有意与社会保持适当隔离,严格按照正当程序操作,严格依法断案的品质。西安中院在审理药家鑫案时征求旁听人员关于量刑的意见,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质疑,引发了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就是因其背离了现代司法的范型,以致引火烧身。避免司法改革举措失当导致结构性的危机再生产是我们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课题。     

政策公共性与政府执政合法性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干预的核心工具,其合法性强弱,将影响到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和保持。如何提升政策公共性,进而增强、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是各国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提升途径研究

公共政策属于调控和管理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备受关注。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制定与执行等必须合乎法律之规定;如果欠缺合法性,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有可能因遭受抵制而无法发挥其作用。本文从法律学和公共管理学角度进行探讨,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以及在构建法治国家过程中制定公共政策所应考量的问题。     

雍正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及其重建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可以用来指称所有历史时期的所有统治秩序,故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政治.在清朝的雍正年间,曾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许多学者从历史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用政治统治合法性这一视角来解读此案,以了解作为统治者的雍正帝在遭遇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时,如何化解危机,并进行合法性基础重建的.     

试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政治学领域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 ,指的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接受问题。作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府 ,其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是权威来源合法 ,二是政绩的有效性。两者缺一不可 ,相互关联。中国政府同样面临着合法性基础问题 ,必须保持政绩有效性和扩大政治参与 ,才能克服已经隐现的合法性危机。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