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下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全国六个城市的限牌令为例

限牌令的本质是政府规制工具当中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也是行政特许的一种。尽管就适当性原则的目的审查而言,限牌令的施行有合理的现实需求和考虑,但就合法性审查而言,仍然遭遇规制主体不独立、程序不合法的困境。探究限牌令是否在其他城市具有可复制性,要借助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具体而言,成本分析应考虑规制工具的选择因素以及立法、执法成本;效益分析应着重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据此,在中国语境下,政府规制应立足于提高规制型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加强公私协力和自主规制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公众参与型行政、完善替代性方案。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的政策取向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规制主体、规制客体、规制工具和规制目标。本文基于确保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规制目标,分析了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其他三个基本要素各自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的政策取向:一是加强规制主体之间的协调,克服规制失灵;二是强化对规制客体的规制,克服市场失灵;三是设计和优化规制工具组合,提高规制效率。     

构建公众参与低碳城市建设机制

正治理雾霾,不仅仅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更需要公众、企业和全社会"联防联控"。为保证有效落实《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建议构建公众参与低碳城市建设机制。首先,应建立动力机制——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建立低碳消费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多方联动的良性局面。第一,可通过财政激励、税收、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等多种政策实现最低成本的低碳城市发展。建议政府出台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实行低碳消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几个着力点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管理模式演变的方向,是政府的合理选择。各级政府要建立"公众参与型"的政策制定程序,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评价机制,优化并公开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流程,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理论分析

本文分别从科学管理和政策过程两个层面,对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基本使命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管理创新视角看,中国政府治理需要引入以人为本、市场导向和绩效导向等治理新理念,推进服务型政府、掌舵型政府、绩效型政府和扁平化政府建设;从政策创新视角看,中国政府治理需要推进参与型政府、回应型政府、透明化政府和研究型政府建设。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认知迭代与中国实践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协调生态发展权和生态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手段,是实现生态公平的重要机制,是解决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式难题"的重要途径。在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政策的选配中,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青睐。我国在"用水、用能、排污、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排污费、税与补贴制度,绿色金融等方面构建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市场化政策体系。未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大气污染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以京津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

区域合作是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趋势,但是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难以解决区域合作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介入,采用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加以解决。根据区域合作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央政府的介入程度两个维度,可将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分为四类:政治嵌入、行政嵌入、机构嵌入和规则嵌入。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涉及多重复杂性问题,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不同,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具有多样性。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对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认为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应把握好中央政府介入的强度,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好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其借鉴意义是只有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协作下,用好纵向嵌入式治理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解决各类区域公共管理问题。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先后经历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控制型政府、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和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三种模式。建设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确保权力使用的公共性,强化政府职能的服务性,政府治理由先前的单纯聚焦政府或市场,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全面推进,建设廉洁政府、高效市场、和谐社会,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挂牌督办”：跨层级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及其困境

“挂牌督办”是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补充与纠偏地方科层治污失败的政策工具,它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是社会动员机制与督查体制相结合下的产物。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挂牌督办通过高层权威嵌入、中层重点跟进与基层快速响应的跨层级治理方式推动督办问题触底实践,最后得到有效解决。尽管挂牌督办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但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与自下而上的行动响应之间的内在张力容易导致“公众充权”与“有限参与”“压力超载”与“以减代治”以及“长效治理”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冲突。对此,应以开展挂牌督办“回头看”行动、寻求命令控制、公众参与与市场激励治理手段的有机搭配以及赋予事涉地方政府一定的沟通协商空间来进一步释放挂牌督办的治理效能。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土地政策执行中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进行整合的重要手段,土地政策可分为分配型、维控型与规制型三类。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政策的分配、维控与规制功能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与治理方式,并形塑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困境。为此,以土地政策为核心,建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者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强化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制,是国家制定与完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特事特办"的制度突围

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国经济奇迹,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创新空间。"特事特办"起初用于政府治理特定区域事务的政策创新,强调方式灵活、效率优先,契合地方政府治理理念,而后逐渐扩散至全国。在形成演变中,"特事特办"机制不仅构建自身的结构体系,而且基于权力的行使彰显出工具优势。然而,伴随权力异化而生的主体动机错位、客体指向模糊、执行过程失范,让"特事特办"深受诟病。从长远看,"特事特办"机制还将继续存在,但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权力客体性与使用主观性、制度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两对张力关系,应将其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加以重构,促使"特事特办"机制日益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演进为政府实现善治的有效机制。     

改善政府内部治理效率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的观点

一个负责任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运行体系对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大量的交易成本存在,政府内部治理效率通常并不高,严重制约市场体系运行和政府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来理解政府内部治理效率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提高政府内部治理效率,仅仅停留在技术工具上还不够,必须从更广阔的制度和组织创新中寻找答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