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需要从动态思维和系统观念出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发挥政府作用,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有效应对市场失灵问题,弥补政府"缺位";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有效应对政府失灵问题,谨防政府"越位";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强化系统性治理观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动态调整政府边界,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减少政府"错位"。     

构建政府主导型水环境综合治理机制——以云南滇池治理为例

论文基于利益博弈分析,论证了水环境治理有必要强化政府管制,单纯的市场机制和自主治理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与"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机制相比较,政府主导型综合治理机制在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上更具有优势。近年来,云南滇池治理取得积极进展的经验表明,建立政府主导型综合性治理机制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具有显著贡献。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行为分析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安排和激励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降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并在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中寻找到效益递增的发展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政府与市场改革的“加减效应”及其能率释放——兼论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政府治理体系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这一关键命题,对于全面理解和探索新的环境下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指引了方向。无论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还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调整,都要运用改革的"加减效应"法则,实现政府与市场各自能力的倍数释放效应,为深化政府治理体系和市场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从而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治理效率与质量。     

论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的相互促进关系

政府治理体系中包含着不可缺少的政府审计,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根据"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要求,政府审计必须向政府治理发力,政府治理的重点是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政府审计也就始终要跟进政府治理的这些重点领域。政府治理决定政府审计,政府审计服务政府治理。这种"决定"与"服务"的关系说明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卷首语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正在逐步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国家治理方式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本期"专题报告"围绕"大数据与政府治理"探讨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大数据视角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困境突破与系统构建》阐述了大数据时代为社会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剖析了大数据视角下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存在的"数据有限性""挖掘能力欠缺""信息孤岛"及"评估透明度不足"等困境;构建了以大数据理念与工具为基础的,集"评估数据搜集与管理""评估信息挖掘     

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

<正>深入观察基层政府内部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虽然整个政府系统在政治语言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是,实际的政府运行充满了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基层领导干部不仅不太认同上级政府的政策措施,也不太认同上级领导的能力品行;基层党委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纷争在增加,行政系统自身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多。所有这些冲突,都严重损害了政府权威和治理的效率,直接造成乡村治理的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目标。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适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要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弹性化治理:“工作组”机制的运行及治理逻辑探究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工作组"是广泛存在的治理机制。不同于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工作组"是由上级根据任务和形势需要而下派的具有临时性、机动性等特征的专项任务型组织,主要体现了党政机关纵向间的互动关系,并可按照不同思路划分为不同类型。影响"工作组"产生和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职责同构"的政府纵向间关系结构以及差序化的政府信任格局等。"工作组"机制的运行过程大致包括"派出"和"治理"两阶段,并呈现出"问题导向、集中高效"的鲜明特征,其功能角色可大致归纳为政策过程的辅助性机制、应急管理的补充性机制这两个方面。"工作组"机制的治理逻辑可提炼为一种"弹性化治理",它以治理的弹性化促进了治理体系的适应性。     

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兼评张维迎、林毅夫2014年7月论战

摒弃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异质关系模式,将政府纳入市场整体系统的构成要素,角色严格设定在社会公共服务的权能范围,力争在降低社会交易费用、减少负向外部性、监测和微调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等方面积极有为,打造能够形塑有效市场的高效有限之政府。     

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城市高房价问题研究

高房价是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最突出的特征。文章从公共管理视角关注政府性因素对于房价的推动作用,如地方政府＂土地财政＂、GDP导向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房地产腐败和房地产市场政府监管职能缺失。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在采取相应的经济对策的同时,采取稳妥有效的公共管理策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改变＂土地财政＂;建立地方政府住房问题考核问责机制;坚决清除房价中的＂腐败成本＂;加强政府监管,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农村土地“以租代征”问题的法律研究

农村土地"以租代征"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建设用地的国家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除兴办乡镇企业、乡镇公共事业等可以使用集体土地外,所有建设用地均需使用国有土地,然而,国有土地不仅指标有限,而且还要经过繁琐的转用审批手续和支付高昂的土地出让金,很多农村企业无力承担用地成本。因此,一律要求所有建设用地均使用国有土地,势必对农村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造成事实歧视。为合理解决"以租代征"问题,应当考虑修改《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土地自由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同时鼓励中小企业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实现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只有在市场交易失败时,国家才能强制征地。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管理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公私伙伴关系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合作博弈与交易成本理论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提高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减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双方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在政府能力、制度建设、政府诚信、监管能力、危机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民营化进程中公用事业定价的制度基础

公用事业民营化下的市场价格失灵需要政府的定价监管,但政府定价也会产生政府失灵,需要探寻民营化进程中公用事业定价的制度基础。公用事业定价需要按照“多元”治理的新理念,实现政府、企业、公民参与的多元定价机制;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作为政府定价的根本目标,并将竞争优先、合理公正、共同决策、公开透明作为定价的原则。根据民营化进程中公用事业定价的目标和原则,可以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如招投标制度、公民参与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价格听证制度等。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