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管辖协议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管辖权问题是法院受理案件并确定法律适用原则的前提和基础，且管辖权又直接影响到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因此，冬日对管辖权问题都十分重视，并通过立法及其他方式来扩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已不适当地采用了一些连结点（connectingfactor）或连结点本身不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间管辖权的冲突。为了减少和防止这些冲突，各国通过尊重当事人协议管辖等制度找到了解决国际管辖权冲突的有效途径。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法顺应了这一潮流，规定了国内及涉外协议管辖制度。涉外管辖协议是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对外贸易纠纷的管辖与法律适用

在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灵活多样。一桩贸易纠纷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商请第三人居中调解,还可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交由法院审判。笔者拟就对外贸易纠纷的仲裁或诉讼中的有关法律问题作一浅探。 一、对外贸易仲裁及诉讼的管辖 在当事人作出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纠纷的决定后,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该向哪个国家的哪个仲裁机构或法院申请仲裁或诉讼?亦即由哪个国家的哪个仲裁机构或法院对该纠纷行使管辖权? (一)仲裁管辖 众所周知,仲裁机构并非国家机构,更不是审判机关,因此,任何仲裁机构对任何纠纷都不享有法定的管辖权。从各国仲裁法看,都实行“协议仲裁”制,即对于某一纠纷,只有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所指定的仲裁机构才有权管辖;而且,该仲裁机构只能就协议所指定的事项进行仲裁,而不得对其他事项作出裁决。我国《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协议选定”,并明确“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也规定,提交仲裁须以“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为前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则规定,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要以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为根据。可见,仲裁机构的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     

管辖权的确定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在国际私法领域,管辖固定权的确定和法律适用是不容忽视的两大重要问题。文章论述了管辖权的确定对民事诉讼和不动产物权在法律适用中的影响和作用。反致制度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中的运用,旨在阐明管辖权的确定对管辖法院在适用法律或是选择法律时所具有的影响。     

论涉外民事管辖权冲突

一、涉外民事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原因: 涉外民事管辖权,不仅是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和法院首先要遇到的问题,而且由于不同国家法院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将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实体裁判,因此,各国依其国内法规定了对涉外民事案件有无管辖权。为了扩大本国法的影响,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各国无不企图赋予本国法院较大管辖权。然而由于可能受到他国是否承认其判决或报复条款(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不合理规定就曾招致奥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限制条件的合理性问题——以协议管辖的级别管辖限制条件为视角

我国立法对涉外协议管辖制度规定了级别管辖的限制条件,要求涉外案件当事人对我国法院的选择不得违反我国的级别管辖。这种立法规定实际上是对我国法院管辖权的自我限制,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日益宽松的态度。要求当事人对我国有关级别管辖规定有清楚的认识并不合理。而且,我国立法规定与2005年海牙公约的要求也不一致。我国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表明我国有关涉外协议管辖的级别管辖限制条件是不合理的。     

涉外劳动合同适用法律中的利益保护

涉外劳动合同中存在着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标准。针对我国境内企业和劳动者签订的涉外劳动合同,我国法律规定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上的直接适用法制度。境外企业签订的合同则可以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向,选择相应国家的法律。法院在认定境内企业和当事人在劳动合同下的意思自治条款时,不能将违反我国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无效的直接原因,应允许当事双方选择其他国家的法律,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的法律选择。     

论《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适用范围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是200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公约仅适用于当事人签订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国际性民事或商事案件,同时也附加有多种例外情况。研究公约的适用规则可以为我国加入和适用公约提供参考。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相关问题

协议管辖是当代各国管辖权法律制度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在介绍了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及各国内法和国际立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规定后,对协议管辖中默示协议管辖的界定、意思自治的限制及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应规定的建议。     

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 ,各国普遍按照地域管辖原则来确定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的民事管辖权。对侵权行为地的诉讼一般由侵权行为地国家的法院管辖 ,而有关合同纠纷的诉讼 ,各国普遍采用合同缔结地和合同履行地两个标志来确定管辖权。从法律适用角度而言 ,传统国际私法对合同和侵权纠纷也分别规定了各自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实证分析

在发达且频繁的国际经贸交往情形下，传统的知识产权跨国诉讼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需要。变革传统制度的要求，就是扩大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领域的管辖权。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实证还表现在一些内国法院纷纷适用外国的知识产权法。我国立法应区分知识产权案件与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差别，除完善现有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则外，还应创制专门的涉外知识产权司法管辖规则。     

论提单首要条款的性质和效力

提单的首要条款是指明提单特定事项受某公约或某国家特定国内法支配的条款 ,从性质上讲 ,就是法律适用条款。提单首要条款 (特殊法律适用条款 )与提单一般法律适用条款地位相同 ,如果提单中这两类条款同时存在 ,且规定不同 ,则可考虑采用“分割适用互相补充法”或“重叠适用和谐解释法”。提单首要条款有效与否关键是要经过法院地国法官所认定的内国的具有绝对效力的强行法的考验     

中外协议管辖制度之比较

与美、法、德等国的协议管辖制度相比,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协议管辖范围、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等方面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相关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完善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协调法院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矛盾,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对《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规定的“违法命令”应该既包括具体行政命令,也包括抽象行政命令。但是该条款表述模糊,有可能导致执行中的混乱,可借鉴有关国家的规定予以改进。对于抽象违法命令不执行的情况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潜在的困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扩大“违法命令”的范围,把规章纳入其中,从而赋予行政机关对于规章规范直接的选择适用权。     

浅析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简

《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修订，吸收了民诉学界多年来研究的先进成果，打破了原协议管辖制度的桎梏，统一了国内与涉外协议管辖。然而，这次修订无论立法编排上还是内容的实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当务之急应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协议管辖制度的功能，使其更有效地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而不仅仅是修改形式上的内容。     

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刍议

文章在对提单背面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英国、美国等航运大国对待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态度及做法,然后就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最后针对我国司法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BOT特许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BOT具有项目参与主体多元性,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合同的组合性、主从性,特许期满时基础设施及其经营权的无偿移交性,项目债务的有限追索性,法律适用的复杂性等特征;其适用的法律框架体系由宪法、我国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国际公约或协定等组成;BOT中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特许协议所涉及的特许经营者的一般条款、政府承诺和保障条款、定价条款、协议的变更和终止条款、项目风险的分担机制条款、争议解决机制条款等是其主要法律问题。BOT特许协议本质上属于可能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私法契约,即具有强烈的民商事法律属性。     

我国电子商务管辖权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案件的特性,结合我国实际,平衡当事方利益,并注意国际范围内网络管辖权的协调,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管辖权制度。     

公诉原则的变迁与起诉裁量权的运用

公诉原则的变迁使检察官起诉裁量权获得了发展空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通过起诉裁量权的行使及其筛选作用,控制着刑事程序的入口和出口。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运用明显不足,需要适度的立法扩充并以正当程序加以合理规制。     

比较法在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应用——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比较

民事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民事诉讼法不仅具有保障民事实体法实现之功能,而且具有内在独立之价值。两者在举证责任、当事人等制度上存在着相互交融,民事实体法在法律拟制、诉前禁令上填补诉讼法的真空。对两者在合同案件管辖、个人合伙的诉讼地位等方面存在的冲突,应当根据法的效力等级以及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来处理。     

论任意的诉讼担当之法律构造

任意的诉讼担当是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的突破，我国现行法对其的规定较为零散，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传统当事人确定理论、律师代理制度及诉讼费用制度等限制因素的影响。德日台等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以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团体诉讼为中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任意的诉讼担当体系。我国应在完善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基础上．以代表人诉讼为中心，引入团体诉讼制度，适当扩大任意诉讼担当的适用范围，重构我国任意诉讼担当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