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西巴尔干国家对华发展经贸投资关系的态度——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16+1合作"平台框架下的合作日渐深入,而西巴尔干国家对"16+1合作"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西巴尔干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投资和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和投资关系的态度,于今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深入分析西巴尔干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并从中探索增进其对华认知的方法,是我们的重要关切。我们将重点关注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的青年人对中国的态度,聚焦于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两国与中国的民族差异,以及他们对双方投资和经贸关     

法国政治认同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了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民众政治信仰和政治意愿的变化以及民众对政党态度的变化。法国的经济模式长期表现出对全球化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进而又带来了法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而政治认同的危机反过来加重了法国的社会问题，增加了执政党的执政成本，外交成本以及维护法国国际地位的成本。法国的政治认同危机是欧洲形势的一个缩影。对于法国情况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欧洲政治生态。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美国及其主要盟伴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模式探因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跨境数据流动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其主要盟伴的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模式呈现显著分异。文章首先构建了测量一国政策模式的指标工具,识别了美国及其主要盟伴的政策模式,而后探究其成因。研究表明,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对数据流动的安全威胁认知是塑造美国及其主要盟伴政策的核心因素,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偏向起到了修正作用。具体而言,将数据流动视作安全威胁的集体主义国家会形成广泛本地化模式;将数据流动视作安全威胁的个人主义国家会形成有限本地化模式;将数据流动视作安全保障的个人主义国家会形成有限自由流动模式;将数据流动视作安全保障的集体主义国家会形成广泛自由流动模式。文章为测量一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模式提供了较为客观清晰的指标,并揭示了美国及其主要盟伴的政策动因,一定程度上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工具与基础,同时对中国寻求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合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菲律宾与印尼军人政治参与的比较

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是有着相似历史和相同政体的东南亚国家,军人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两国政治的共同特点.但由于国家独立过程和两国文化等的差异,两国军人政治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主要分三个历史阶段对两国军人政治参与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军人干政的共性进行了总结.     

中美建交与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模式的转化

从国家互动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中美与朝鲜半岛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朝鲜战争使中美长期处于冲突型互动模式,直至中美建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互动模式开始转化。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及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由此,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由建交前的冲突型互动逐渐向竞争型互动转化。     

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作为当前惟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仍将对世界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利益矛盾,也有不少共同利益。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和把握,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都是文化大国,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     

波兰的长期恐俄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

东欧大多数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恐俄症是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恐惧,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仍然难以消解。在波兰,由于历史、地缘、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恐俄症在波兰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调查显示,在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之后,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憎恶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恐俄症对于波兰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卡钦斯基执政时期,制造并利用恐俄症,并以此塑造了波兰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偏执的反俄情绪也并非所有波兰民众所共有的。整体上,波兰的反俄情绪是一种有理性的恐惧。精英在恐俄症的问题上看法也存在差异,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已经展示出更多与传统行动路径截然不同的倾向。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中美两国在对方主要媒体中的写照--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美两国主要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报道为切入点,总结中美两国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归纳两国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所采用的主要技巧,并分析形成两国报道侧重点与风格的主要原因.文章以1998年《人民日报》中有关美国的报道、《纽约时报》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以及两份报纸中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

复杂多元、碎片化的政治亚文化使马来西亚的各种族、各政党、各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削弱了政治整合的效能,而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各种族、各阶层的政治文化存在着相近的或共融的内容,比如权威主义心理取向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再加上政治运作过程中逐渐磨合出的政治妥协、合作和理性等精神,既构成了马来西亚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也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奠定了马来西亚软权威主义政治的重要基石,从而成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中韩文化交流的现状及问题

2007年是中韩建交15周年,也是"中韩交流年".两国建交以来,由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以及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历史上的纽带性、地理上的相邻性、经济上的互补性,以及两国民众的文化需求和时代的特点等原因,中韩文化交流发展快速、顺利、良好.但文化交流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双方增进了解.     

互动中的普京外交调整与国内改革

9·11事件之后,普京政府抓住国内经济改善、政治结构趋向稳定的时机,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多数民众对普京调整美、俄关系持肯定态度,政治精英层面较民众而言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态。 俄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战略调整的同时与其他非西方国家接近,也表明俄作为一个欧亚大国毕竟有着不同于一般西方国家的广泛利益。普京政府正是在大国关系调整的背景下,稳步而又积极地推进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     

气候变化:观念与行动的差异——一项关于中国和挪威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和挪威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态度的比较研究。在对两国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两国大学生的不同态度。本文研究发现两国大学生普遍认为两国政府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多做些工作;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以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增加排放;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而且免费的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被认为最有帮助的。研究还发现,对"社会系统的公平优先"和"自然系统的公平优先"的认识是影响人们对气候态度的重要变量,但挪威学生认为社会公平更重要,中国学生认为自然公平更重要。挪威学生中性别对公平的认知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学生则没有;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和城市背景的中国学生的态度有明显差异。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5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5G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5G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以及对企业行为的安全认知,进而影响着国家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当前,美国对华为5G的封锁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盟友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中仍有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华为5G设备,这离不开华为在欧洲国家的多年耕耘,也离不开政治风险发生后华为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却并未停止,未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仍需警惕来自美国的预防性打压,并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及早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     

德国《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2004—2009）

媒体和国家形象互相影响和互相建构，在这方面传媒对国家国际形象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并通过特有信息源和信息传媒在受众体头脑中定格并形成国家形象，影响人们对某一国家的看法和态度。鉴于国家形象的多样性包括国家的经济形象、政治形象、文化形象等诸方面，本文主要以德国主流媒体之一《时代》周报为研究对象，对5年来《时代》周报有关中国经济报道的内容进行梳理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在法国的传播状况分析

本研究基于真实语言数据,考察"一带一路"在法国的传播状况。分析显示,国际高层级交流显著影响该倡议的传播效应;法媒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目的及其影响范围,既肯定"一带一路"加强经济联系、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景,又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上表现出怀疑和担忧,并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特征。此外,法媒对中国的态度深受美国影响,认可美国对中国的负面态度。研究认为,法媒对政府政策向来就带有批评的基调,这一点不可避免;但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进行现代性诠释,可以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以避免误解和误读,进而提升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的效果。     

知彼知己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

无论是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还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和美国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不仅对于两国本身、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制约、刺激两国关系的因素,当然多种多样,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无疑是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正如王缉思先生所揭示的,"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同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要使两国关系真正具有建设性,而且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同时教育公众,缩小两国公众间的认知差距."(<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序言",第1页)因此,如何正确评估各自关于对方的形象与认识,从而减少误会与摩擦,进而加深了解和理解,恐怕是中美学术界面临的最迫切的学术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不仅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而且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