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民法典》第985条第3项之检讨

以罗马法上的返还诉形式为基础，“明知的非债清偿”的适用范围在近现代民法法系上形成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三种不同的解释模式。我国《民法典》第985条第3项在三种模式下的解释效果均不理想，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会陷入适用范围过窄的困境，意大利模式则解释难度过大。一般性地将“明知的非债清偿”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除外事由在当代并非先进。我国《民法典》第985条第3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自愿替他人还债”。习惯上的赠与行为、主观无价值的给付以及恶意阻碍给付目的成就可分别通过我国《民法典》第657条赠与之适用范围的解释、第985条不当得利之得利要件的主观化解释以及第159条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反向推定规则的解释达到排除返还的效果。特定场合下的不法原因给付和强迫交易则应通过司法解释补充为不当得利的除外条款。不法原因给付应当在两种规制方案中作出选择。     

将来给付之诉论要

将来给付之诉是权利人请求义务人于将来履行给付义务的一种诉讼。它能起到及时、有效地保护权利人权利的作用。但将来给付之诉尚未为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全面认识。文章通过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将来给付之诉的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成果，对将来给付之诉的设立目的、提起条件、适用范围及审判和执行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适时确立此种诉的制度，以便人民法院据此受理和裁判将来给付之诉，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

日本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制度系借鉴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的规定设计而成,以衡平说居于重要地位,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类型论亦逐渐获得一定判例的支持,因此应当进一步从法律事实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不当得利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问题属于与非债清偿并列的"给付得利"中的典型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日本民法(债权法)的修改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无效法律行为的效果将会对不当得利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厘清当事人行为的各异样态、被认定为无效的诸种原因、以及所涉及的受领给付返还原则、价额返还原则、约定对价的限度等问题及其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目前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方案中的相关条文设置无法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问题,故此,最有效的立法方式应当是先将概括性的一般规定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基础性条文,然后再针对个别类型通过特则进行具体规定。     

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

有关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问题在学说和实务中存在论争。对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在解决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上也存有分歧。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对作出给付一方的何种＂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判断,也取决于对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发生时间与确认无效判决之功能的判断;此外还应该根据经济性价值与伦理性价值相衡平之思想,使得期间的长短与其起算点相互牵制以兼顾公平的要求。     

论原因理论在给付关系中的功能——以德国民法学说为蓝本

原因理论乃是德国民法体系内涵之"红线",其在无因行为制度、契约制度中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原因理论仅在《德国民法典》的不当得利体系中以法条形式出现。原因是给付概念的核心,通过原因使得给付与履行概念得以统一,并且在三角给付中确定给付关系同样须借助原因。我国不采德国民法上的物权行为无因性,因此,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作用有所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给付型不当得利在我国丧失独立性。相反,通过原因理论在对《民法通则》第92条进行解释时,可以构建起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     

监事会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的类型化研究——以《德国股份法》为鉴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采取三元模式，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为公司的运营提供有效率的保障。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监督机构，监督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并维护着公司的合法利益。但是，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监督权，尤其是诉权监督规定存在模糊、责任机制缺位、可操作性差的缺点，笔者试图借鉴《德国股份法》的规定，从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类型化的角度时我国监事会诉权机制的构建献计献策。     

公法不当得利及其救济

随着给付行政的兴起,公法实践中出现了因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在适用民法不当得利制度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基于依法行政以及财产权保护的需要,应确立公法不当得利制度。在公法不当得利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均可享有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此种请求权则可以通过做出行政行为以及提起行政给付诉讼的形式加以救济。     

诉的类型新论——对诉的类型传统理论的扬弃

"三分法"是诉的类型传统理论,这一诉的分类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占据通说地位。然而,该理论依然存在自身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将所谓的"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与"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机械并列。追溯形成之诉的历史,形成之诉本身只解决因实体法上的形成权而产生的纠纷。在新的诉的类型理论之下,形成之诉回归这一本原。由此,剥离出原属于所谓"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的诸多诉讼形态,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构成了原生之诉体系。而从更高一个层次对原属于所谓"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的诸多诉讼形态归类,即次生之诉。     

不当得利法体系之再构成——围绕《民法典》展开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第三编"合同"、第三分编"准合同"、第二十九章"不当得利",以第985条到第988条四个条文,展开不当得利的法律体系。因循过去的传统,以德国"非统一说"为基础展开不当得利,或许为无法逆转的宿命。但是,非统一说的内涵在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后迭有变迁。如将非统一说按对不当得利法体系的影响程度,大致可分为:第一,无法律上原因判断脉络下的非统一说;第二,要件独立的非统一说;第三,要件效果均二分的非统一说。《民法典》施行后,不当得利法将会呈现出何种意义的非统一说,仍在未定之天。若合同给付返还仍应回归合同法之价值判断,支出型及求偿型不当得利归属于事务处理法体系,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有犬牙交错难分难解的关系,则不当得利法成为独立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并非不容挑战。     

论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却并没有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近年来,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不法原因给付的情形,却一直无法在民事法律中寻求明确的救济。本文将详细分析不法原因给付的构成要件,探讨不法原因给付的处理机制以及效果,并提出完善我国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建议。     

给付概念和不当得利返还

合同履行中的给付和不当得利中的给付实为同一概念,给付包含确定目的的意思表示和增益他人财产的给予行为两大要素。给付是当事人实现创设或终止拘束关系目的的自治工具,法律原因与给付目的是同一概念。因此,确定给付目的意思表示决定了法律行为的规范可以作为教义学上的分析工具用于确定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否成立、当事人范围和内容、当事人追寻给付目的的方向和实现与否判断的标准。落实到我国法律的解释论,存在给付关系的不当得利返还中,应以《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没有合法根据"即给付的目的落空及善意保护为判断不当得利返还关系当事人的依据,而非得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判断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内容时,应以"取得不当利益"为出发点,以当事人初始取得的利益扣除因合理信赖取得有合法根据而蒙受的损失为最终返还数额。     

论一般给付诉讼之适用范围——《行政诉讼法》第73条评释

一般给付诉讼的适用范围须从客体范围及其行政诉讼类型的界分两个维度把握。一般给付诉讼的客体范围包括"直接"的财产性给付和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考虑权利救济的完整性,应将颁布规范之诉、预防性不作为以及结果除去请求权纳入《行政诉讼法》第73条的客体范围。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界分应遵循"补充"和"备位"的功能原则,凡不属课予义务之诉(特殊给付诉讼)的客体范畴,均应归入一般给付诉讼。若以行政行为撤销与否为依据的,应提起撤销之诉合并给付请求。财产性给付限于可"直接"提起一般给付诉讼,如果依法必须先由行政机关核定其请求权者,应先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辨析

诉讼中不当得利要件事实,尤其是受益人获益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务中多有争议。一般而言,该证明责任应当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人承担;在权益侵犯型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承担;而在一方主张为非给付、一方主张为给付的特殊不当得利案件中,仍应当由请求人提出初步证据,但可以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     

论民事给付之诉及其执行的明确性要求

无论给付的内容是金钱、特定物还是行为，给付之诉内容的确定与相应的判决与执行在民事诉讼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要求起诉状中的给付诉讼请求和给付判决主文都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也体现了强制执行程序立法中的争议问题。该诉讼要件不同于案件的实体胜诉要件，不适用补正裁定和补充判决，也体现出处分权主义下诉讼请求与判决主文之间的紧密关联。由于两者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并考虑民事诉讼处于动态推进中的基本特征，对判决主文的明确性要求更为关键，其应高于对立案请求的要求。在判断请求与主文明确性时，在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中满足客观唯一性标准即满足明确性要求，但是双方无争议的主观标准也可以被接受。而在停止侵害之诉中，我国法院也可能例外地将以“近似”为代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评价为明确；如果参考德国法经验补强相关裁判技术，也能形成与前述指向作为行为的诉讼相似的、客观标准辅以主观标准的审查标准；中外经验共同指向比例原则在强制执行法中的细化应用。在审判程序中，法院有权通过解释明确诉讼请求的内容，但是当请求不够明确时，法院不应排除当事人就其在实体法上本可以被支持的请求另诉的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同样有解释判决主文的职权，其也可...     

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原因”之证明

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属于请求权形成规范,将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这是不当得利诉讼中无法律上原因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准则。但应将不当得利细化进行具体分析。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应当由被请求人证明其获益存在法律上原因。     

不当得利制度研究

不当得利是私法领域中一项古老的制度,从最初于法外的道德领域规范到罗马法中请求返还诉个别调整,再到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不当得利制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看,各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关注现代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及实践研究。但不当得利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体现在立法上,现行法律规范涉及到不当得利制度的条文极尽简略,难以操作。因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应对其重新定性定位,设计合理的立法体例及内容。     

变更判决之诉的立法论——兼论定期金给付制度的适用

定期金给付判决是根据判决基准时判定的事实对未来预测而作出的给付判决，因而该判决可能与将来实际情势产生重大差异。对此，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相应调整”和“作为新案受理”，但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前诉与后诉之间的牵连关系，致使出现系列理论和实践难题。相应，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变更判决之诉这一特殊诉讼程序，来对原定期金给付判决进行修正，解除其部分或全部既判力，给予权利人以提出新主张的救济机会，追求实质公平。在此，可以借鉴域外相关立法，在既判力理论视角下构建我国变更判决之诉，为在情势变更情形下调整定期金给付金额提供程序保障，以实现定期金给付制度的功能。     

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法》探析

2005年11月1日,德国《投资人示范诉讼法》正式施行。该法是德国民事诉讼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规定示范诉讼运作程序的法律。其有三大立法特色：特别法之创设,确认之诉之中间程序,第三人制度之效力设计。示范诉讼法对于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国借鉴。     

引入诉讼制度的借鉴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被告型第三人无法保全其诉讼权利,不符合处分权主义,也使诉的结构陷于混乱,而英美法系的引入诉讼制度(第三方当事人程序)正好解决了这一弊端,可为我国借鉴。在设计我国的引入诉讼制度时,可实施有限度的牵连管辖;引入诉讼的提出期限可界定在主诉举证期限届满之时;提出引入诉讼须符合派生或次位责任要件;主诉原告对第三方被告直接提出请求的,应受制于主诉的诉讼标的;在将来给付之诉中,第三方被告的民事责任应以附条件判决的形式确定;第三方被告可以越过被告,对原告享有直接答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