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振东等案解析现代引渡制度的变革

引渡是司法协助的高级形态,是各国追究跨国有组织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基本合作手段。国内很多贪污犯罪嫌疑人利用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乘机逃往国外而逃避法律的惩罚。余振东案是中美双方司法合作的成功个案,通过此案及其他相关案例,可以看出现代引渡制度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际刑警组织实践中的引渡与遣返研究

国际刑警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引导和促进了各国警察机关之间的警务合作的开展。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下的引渡与遣返是重要的国际司法合作方式，由于是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参与下的，这种引渡与遣返存在独特现象。国际刑警组织及其红色通令对引渡与遣返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利于其发展。     

藤森引渡案中的国际法问题

几经周折，历时数年的藤森引渡案终于以智利将藤森引渡回秘鲁接受审判而告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藤森引渡案涉及豁免权问题、双重国籍问题、人权保护问题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引渡中，引渡条约重要，外交努力和个案谈判也不可缺少；引渡是长期的工作，要讲究策略，锲而不舍；在引渡中应注重国际司法合作。     

论国际侦查合作的基本范畴

学界普遍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划分为引渡、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管、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四大块，这是基于合作形式的习惯分类方法，与现代刑事司法合作的起源与发展和国际上刑事司法合作条约的缔结方式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基础之上。因此，明确提出国际侦查合作的概念，突出这一现象的诉讼法本质属性，在刑事诉讼进程的整体框架视角下选取国际侦查合作的基本范畴进行系统考察，旨在为这一交叉领域的理论基础构建以及制度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中南亚地区建立多边引渡合作制度可行性分析——以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多边引渡合作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等跨国犯罪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国家间的引渡合作仍然是打击跨国犯罪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具有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国家间开展区域多边引渡合作是打击本地区严重跨国犯罪的必经之路。中南亚国家出于地区利益的需要．进行多边引渡合作打击严重危害本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趋势．具备相应的法律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国家信义的试金石——引渡制度中特定性原则的价值内涵解读

现今,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合作,尤其是刑事司法合作越来越频繁。在合作过程中,国家间除了依据相互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协议外,其实,更多的是依靠国家在国际上的信义,尤其是在司法合作过程中体现的国家信义。而引渡制度中特定性原则是一个国家国家信义的最佳试金石。     

试论引渡制度的基本内容

试论引渡制度的基本内容马德才引渡，是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以便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司法活动。它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罪犯在一国犯罪后较容易潜逃...     

建立区域性多边引渡合作机制的可行性

中南亚国家出于地区利益的需要进行多边引渡合作,打击严重危害本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趋势,具备相应的法律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这些具有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国家间开展区域多边引渡合作是打击本地区严重跨国犯罪的必经之路。     

论特定性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的适用

特定性原则是引渡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特定性原则旨在规制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及量刑,主要目的是保护被引渡人的基本人权,附带保护被请求国的司法主权。引渡完成后,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和量刑应恪守特定性原则,但不应陷入教条主义,只要是对被引渡人有利的变更,都不违背特定性原则。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对被引渡人有利”,应结合特定性原则设置目的和保护利益及引渡双方国内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综合判定。     

论我国“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困境,认为这种现状既不利于制裁罪犯,也不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及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借鉴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明确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并在法律中规定之,将其作为任择性拒绝引渡的事由之一,为协商解决留有余地。同时,又指出,在适用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的作法,完善我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时,存在的种种担心,并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反腐败追逃中的死刑不引渡及其应对

我国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传统措施是引渡,而引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当下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立即废止尚不现实,因而死刑问题必将是我国境外追逃中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立法中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基于国际合作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依据引渡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承诺对被请求引渡的腐败分子不判处死刑来变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当引渡不能顺利实现时,我们也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引渡替代措施,以便于追逃工作的开展。     

驱逐出境与引渡制度辨析

驱逐出境与引渡作为涉外管辖中两种相互独立的制度,在性质、法律依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发展,驱逐出境日益成为无引渡条约情况下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实现遣返的一种替代措施。     

国际刑法中的“或引渡或移管”原则论

“或引渡或移管”原则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修正和发展,有着特定的产生背景和具体内涵,可以恰当地弥补“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在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合作向纵深一体化推进的趋势下,“或引渡或移管”原则的价值意义将日益凸显,有望成为寻求有效的预防和惩处国际犯罪、跨国犯罪的新机制和新理论     

从国际司法协作看中国遏制贪官外逃

缉捕、引渡外逃贪官回国受审,已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和打击国际犯罪的新任务及责任。然而,实施这一任务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国在充分遵循国际规则和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司法合作途径和协助方式,通过制度性变革和外交途径失去中国与其它司法引渡关系的发展。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为执行刑罚目的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对各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作为打击跨国犯罪的利器,引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被判刑人移管制度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合作领域,也在我国呈现出形式上从无到有、规模上从小到大的发展势头。引渡被判刑人回本国服刑与移管被判刑人去他国服刑,对象上存在交叉,易被混淆,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厘清两种制度的异同,确保在国际司法协助中能对二者正确、灵活运用,达到打击跨国犯罪、实现惩罚目的的最优效果。     

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建构进路和程序设置

量刑承诺是指请求引渡国向被请求引渡国做出关于对被请求引渡、遣返人在回国受审后予以减轻处罚的承诺制度。境外追逃中引入量刑承诺有利于实现刑事管辖权、惩治贪官外逃和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新修订的刑诉法增设认罪认罚从宽、缺席审判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量刑承诺建构开放了空间。符合国情的量刑承诺构建要遵循有限度地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赋予被告人再次审判权,借鉴限制减刑、假释以及终身监禁等制度,完善量刑承诺的启动、审理、异议、执行等具体程序等。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适用的困境及进路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引渡制度会被经常运用到。它在维护被请求国政治中立地位、保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保障政治犯罪被请求引渡人的人权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但是由于政治犯罪的概念很难界定、各国的认定权分配模式迥异、在操作中容易滥用等困境也现实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分别做出明确政治犯罪的界定标准、赋予司法机关更大职权、限制政治犯罪的适用这三方面的正确引导。     

我国在亚太地区反腐追逃的基本途径、法律困境及其对策

我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反腐追逃的基本途径有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等,其面临的法律困境主要有法律制度不完备、法律文化冲突、司法公正面临挑战、政治避难和酷刑条款滥用以及引渡问题政治化等。为化解这些困境,我国应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反腐追逃的法律体系,健全和充分利用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机制,并采取多元化的追逃模式和方法。此外,还要加强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法治和人权宣传,赢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法治的认同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