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行政理念下的政府回应建设

公共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行政范式的变化,政府所扮演角色也发生转换,从统治—管理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在现今倡导公民本位,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回应同样也伴有服务性质。本文在解析政府回应理论来源基础之上,从服务行政理念的角度提出加强政府回应建设,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     

新时期政府回应力之缺失及其重塑

政府回应是新公共管理学派提出的重要理论。在我国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面对民众“参政议政”需求的空前高涨、社会矛盾的频繁激化，迫切要求政府直面现实问题，提高其回应能力。而时下，政府的回应力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其还存在着有如回应理念单薄、法律保障不足、手段老化、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其回应力。应以维护民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提高回应意识，创新回应方式，畅通沟通渠道等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回应力，使政府更好地代表民意，从而达到快速回应民众需求、及时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浅探二十一世纪我国政府运行模式的转变

西方各国在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年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相对于以往的政府治理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本文就我国政府运行的观念、运行的过程及运行的结果三个方面谈谈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转变政府运行理念的启迪。     

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历程、问题及改进思路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在不断地深入推进,它要求政府必须对民众的基本要求作出回应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因此,政府回应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总结和回顾我国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历程、问题及改进思路,对推进政府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网络问政中政府的回应性问题研究

政府的回应能力是网络问政能否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分析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行为的不足,并在回应性理论的指导下,提出要建立官员回应问责制度、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问政时限制度以及加强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四点对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保障我国网络问政的有效开展。     

“网络化治理”——政府回应力建设的新视阈

网络化治理是目前西方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方向,其要求政府和供应商的合作要以信任和合作为机制,以顾客满意为导向,以实现公共价值理念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的变革.而政府借此可以升华公共服务理念,深化公共物品服务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提升政治合法化水平.     

试论中西方行政伦理差异及其启示

政府行政的服务理念已经在国内外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上成为共识。然而,在传统的行政伦理观念和社会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对构建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相应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理论实践意义。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的管理理念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和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必然要求。服务型政府的管理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原则的区别。文章从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的角度分析了服务型政府中管理理念的内涵,比较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中管理理念的差异,并从实践出发,论述了如何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创新管理。     

电子政务使用如何影响公民信任:政府透明与回应的中介效应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公民信任?论文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模型,认为电子政务使用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公民对政府透明和回应的感知水平会中介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2014年中国36个主要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论文的多层模型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说。论文揭示了电子政务影响政府信任的过程和机制,为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促进政府绩效改进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经验依据。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公民参与机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治理变革运动正在不断地走强,在这种政府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但在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如何走出“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构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的公民参与机制,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法治的困惑:从两个社会文本开始的解读

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获得的两个社会文本从侧面揭示了,在乡土社会之中,现实的“法治”在偏离理想化意义的背景下运行。交叉学科的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种被作者称为“重新阐释”的过程(这同时是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对政府推进型法治自上而下灌输的现代西方式法治知识逐渐由被动迈向主动的回应),并论证了这将是一种需要时间的中国式法治过程,从而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问题】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那么,官员晋升激励是否也会影响政府回应性呢?【方法】基于2018年北京市172.5万余条12345市民来电大数据和28.1万余条政府回访大数据,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维度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模式进行多维测量,进而结合街乡镇和区两级主政官员的晋升履历编码数据,进行多组OLS回归分析。【发现】(1)政府回应性包括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2)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譬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均对政府回应性产生显著影响。(3)不同层级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性的面向和机理存在差异,街乡镇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贡献】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发现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在科层制内部同样为政府回应性提供动力,且形成了“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的特殊性三元作用机制。     

引入顾客导向创新政府管理

顾客导向在西方公共部门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而在当前我国政府的改革中,引入顾客导向理念,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是大势所趋。对于增强公众消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提高政府管理的能力、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顾客导向内涵和我国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在我国引入顾客导向理念,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具体问题。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问题】当前舆情危机事件频发,网络舆情既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也可以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舆情事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才能有效维护和修复政府形象?【方法】本研究从情绪认知视角出发,以公众情绪为中介和以回应策略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2(事件责任:大、小)×3(回应策略:否认、借口、道歉修正)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证实。【发现】研究发现,当公众认为责任大的条件下,采用道歉修正策略(与否认策略、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缓解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当公众认为责任小时,采用道歉修正策略和否认策略(与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疏导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SCCT理论基于认知视角探讨形象修复的框架,从情感视角提出即使不改变大众对舆情事件起因的归因认知,通过有效回应来疏导公众情绪,也能达到修复政府形象的目的。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推进政府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政府绩效评估在国内外的公共管理中受到极大的关注。自20世纪末开始,政府绩效评估就在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我国对政府绩效评估日益关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取得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改善与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变化,来探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企业家政府"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企业家政府"的实质就是用企业家的精神改造、管理政府的行为,这是一种针对官僚制提出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范式,企业家政府理论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而且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府存在较大差异,但"企业家政府"理论中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在我国应用的理论前提、实践取向、外部环境和应用限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