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更加借重以"巧实力"战略来整合国际格局的新变量,以求实现遏制世界"多极化"、塑造"多伙伴"世界并捍卫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感到美国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面临由中国崛起带动的区域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并将拓展少边安全组合作为调整其亚太安全布局的重要支撑。美国编织的以双边同盟为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初现端倪。少边主义外交体现了美国通过扩大合作为其霸权减负和将中国"嵌入"关系网络的政策取向。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论析:“聚合安全”视角

美国的亚太政策正处于转折关头。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所构建和实施的"再平衡"战略虽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在亚太不断演进的地区情境中仍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第二任期内,基于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及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精心改造,赋予其明显的"聚合安全"特性。在"聚合安全"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将继续保证其双边安全承诺,并更多地通过筹划或参加地区多边机制和多边创议的方式来发挥其主导性作用。这种从双边优先的传统立场转变为双边及多边并重的战略安排,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美国保障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现实可行的选择。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相互转换--试析多边主义在布什第二任期回归的可能

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也是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虽然20世纪下半叶多边主义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依然时隐时现.当前布什政府否定多边主义而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影响,新保守主义的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准备,以及强权政治论的作用紧密相关.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受到了国内外的深刻质疑,同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多边主义在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中有着回归的可能.     

中国多边外交在东北亚和平构想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多边主义.但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多边主义只是双边主义的补充.这种观点在中国的东北亚地区和平构想中有直接表现.中国虽然主张在东北亚地区通过多边主义维持和平与稳定,但基本上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和平构想中,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和双边主义是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六方会谈能否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美国的态度以及中美关系将成为决定性变量.     

试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主义特征

目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显著特征是双边主义,具体表现为优惠贸易协定(包括地区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激增.优惠贸易协定在本质上是双边主义,有别于多边主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一些原因导致90年代后期亚太地区优惠贸易协定增加,并且还有增加的趋势.亚太地区的双边主义有若干特点.双边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有利有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双边主义,以赢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美国和东盟地区论坛——多边主义的视角

本文从多边主义视角对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动机与行为进行了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最重要的成果是东盟地区论坛,它是该地区成员安全利益需求的结果.亚太地区的安全多边主义主要依靠规范的力量发挥作用,缺乏有效的物质能力和制度保障来解决美国所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况且,美国只是将多边主义作为服务于安全利益的工具性手段,而不是秩序目标之一,这决定了美国不大可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

东盟框架内的多边主义一直是东盟安全战略的禁区,所以双边主义成为东盟主要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多边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利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东盟大多数国家认为双边安全合作仍然是主流,但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已经开始在东盟地区实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而且随着东盟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多边主义将会在安全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霸权的困境--"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军事外交评析

军事外交和军事合作在美国的东南亚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选项。美国军事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部署完成于反恐战争时期。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外交强调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双边军事关系，也注重在多边场合的战略阐释，通过军事教育与合作项目向东南亚内陆国家实施军事渗透。美...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日本积极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其核心内容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和岛国开展海上共同执法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白。对此,中国除应继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还应主动参与这一机制,以把握本地区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机制朝着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在多边机制中实现国家利益——战后德国多边外交特点及成因分析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在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下,外交呈现出倚重多边外交实现国家利益,体现国家价值的发展趋势。其最鲜明的特征是明确拒绝对民族自我利益的狭隘关切,通过广泛协商和普遍合作来实现国家外交目标。本文力图通过对战后德国多边外交风格背景和成因的分析,结合德国在欧盟、八国集团和联合国三个多边国际机制中外交特征的案例分析,揭示德国多边外交风格形成和转型的影响因素。     

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是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2016年民主党大选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上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等施政原则,同时深受具有温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自由主义、以中派面目低调呈现的左翼进步主义、以多边主义为旗号的制度霸权主义、以民粹和保守为内核的特朗普主义等国际政治观或流行思潮的塑造。受此影响,拜登的外交方略虽在姿态上有意与特朗普主义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完全吸纳其民粹主义经贸政策内核并保留其胁迫外交选项,还试图通过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多边主义与制度霸权为其民粹主义内核裹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民粹主义的再包装,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再出场,前景并不看好。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21世纪伊始,美国对中国发起了汇率外交攻势,这既有敲打中国的战略谋划,也有利益集团政治的复杂背景。国外学者从开放、制度和国家一社会的视角研究了利益集团的汇率政策偏好、利益集团将其转化为政策产出的机制及所面临的约束,但其研究方法、对象、层次和视角存在一定的不足。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影响美国对华汇率外交,是因为基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汇率政策决策。实践中,美国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了激烈博弈,中国相关经济利益集团也通过本国政府寻求影响。为化解汇率外交压力,中国需在微观层面巩固和扩大"相容利益",以争取更多美国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宏观层面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有理、有据、有节地坚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