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思想回顾与研究反思

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就是公共性,自公共行政出现以来,行政的公共性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行政模式的引进,中国学者在西方行政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从当前我国的学术文献来看,许多中国学者在使用公共性的概念时,出现了概念界定较为模糊且使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因此,关于公共性概念的探讨依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公共性概念的深度发掘,对公共行政的模式建构和职能界定也有着积极意义。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公共行政学的起源、演进与现代性困惑——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公共行政学发生的内在动力源于寻求制度理性,以规避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望无限悖论下＂合成的谬误＂,寻求理性与美国进步时代的外在压力促使了公共行政学的发生,寻求秩序的理性贯穿于公共行政的整个历史进程。将技术理性与公共行政的结合视为建构美好未来的途径致使人们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如何探求宏大的科学理性是未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方向。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反思公共行政的行动逻辑: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百余年来，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公共行政思想发生着嬗变。以工业文明为叙事文本的传统主流公共行政的理性价值及其话语体系，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和反映当今现实世界的现象及其本质。因而，如何在汲取公共行政理性价值优势，修正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

本文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一种后现代视角的理性观

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张从根本上颠覆理性、解构理性不同,同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赫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性观.理性是分享世界的确定性,理性内在地包含道德责任,理性远没有终结,无论是存在主义的选择,还是道德乌托邦的诉求,都体现出强烈的理性责任与理性信念.     

公共行政价值：回顾与反思——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基石。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公共行政价值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阶段的变迁。在主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在困境。回顾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并将公共行政价值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规律,推动新时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     

现代政治的理性基础——以霍布斯政治学说中理性为分析视角

霍布斯的理性主义一定程度上和霍布斯的哲学体系相联系但并不决定于经验主义抑或机械论哲学。霍布斯政治学说中的理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是理性设计,以理性解构宗教,以理性取代古典传统等三个方面,而这也构成了现代政治的理性基础,霍布斯在以理性构建现代政治基础方面起了开创性作用。霍布斯的政治理性更多是与近代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既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确立政治主体地位,也因其"技术中立性"带来了弊端。     

实践知识: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知识的新隐喻

随着治理场域复杂性的增长,公共行政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管理活动,需要一场系统的认知革命,对公共行政的基本知识形态进行探讨.具体来说,在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观进行检视与反思的同时,探索一种广泛存在于公共行政实践中的“行动中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基于实践理性的实践知识因具有主体性、情境性、协商性和真与善的双重取向、社会建构等特征,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增加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践行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提升政府在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了创造有利于公共行政实践知识建构与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至少需要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公共组织的新形态即合作制组织和基于实践理性的公共行政规范等方面进行检视与变革.     

科学研究纲领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就科学哲学理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运用而言,库恩的范式变迁理论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将库恩的范式理论运用于公共行政研究。也有学者将科学研究纲领运用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论文从西方行政学说史的角度,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运用于公共行政研究,认为,迄今为止,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并没有产生新的科学研究纲领。     

政治学视野下的功利主义公共政策反思

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对公共行政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哲学。因其过于强调经济理性和后果主义导向,很容易使公共政策走向极端。功利主义的一元价值难以满足公共政策正义、平等、公正等多元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公共政策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背离了政府作为公共正义代表的考量。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美国公共行政的批判叙事：基于合法性的反思视角

自美国行政学创立以来,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框架规定下,专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话语占据支配地位,少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论叙事。近年来,伴随着合法性危机的不断加剧,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逐渐兴起,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前沿学术命题,也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本文试图跳出传统行政叙事的思维定式,从合法性反思的维度重新阐释美国公共行政的演进历程,进而揭露出萦绕美国行政史的诸多人造神话和政治伪饰。对于处在本土行政学建构关键时期的中国学者而言,批判叙事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与历史视野。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论终结于风险社会的科学(技术)理性

在经历了 18世纪的"狂飙突进"后,所有"反理性"的思潮得到了纠正,使得工业社会走上了全面理性建构的道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关于理性的概念,但在今天看来,对于这个历史阶段中的认识与实践有着巨大影响的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虽然在对宏观社会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中,我们很少使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概念,但宏观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变化都是由微观社会系统提供了动力,以至于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然而,风险社会的降临,特别是在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时,认识与实践的依据发生了变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价值理性、经验理性的兴起,并置换了科学理性、技术理性.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野下公共哲学的话语指向——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解读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的.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需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的涵义,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