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权力：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交往媒介——读卢曼的《权力》有感

权力作为专门的交往媒介，在社会系统分化的某些领域发挥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作为专门的媒介与特殊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权力作为一种存在，它制定交往的规则和程序，降低社会系统和环境的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本文主要就权力作为交往媒介是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降低环境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等方面做了简要陈述。     

微观权力分析——读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通过对微观权力分析,指出福柯与传统自由主义"司法-论述性的分析"模式不同之处,他并没有采用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将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之中对权力分析所需要的价值基础从它的分析中剥离出去,因而将其自由主义社会本身中隐藏的微观权力用系谱学的方法揭示出来,指出的微观权力的隐匿性与生产性的特征.微观权力就隐藏在社会运作体制之中,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生产出了我们所认可的真理与知识,并且形成了规训社会.面对这样的规训社会,我们主体的本真性如何表达出来.因此随后分析了微观权力与反抗的关系,指出了福柯与司法-论述性的权力模式的代表哈贝马斯的不同,以及福柯给出的与韦伯对于现代性中个体的出路不同的分析.在对福柯的审美个体的反抗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他的反抗模式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暗含有基础性的可能性以及审美个体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理论上存在危险.同时在实践中,也对福柯提倡的大众生活的日常反抗的实践效果的可行性与个人的审美体验进行了质疑.     

权力的微观运作——以福柯《规训与惩罚》为中心

福柯的微观权力观摆脱了权力的本体论,是从权力发生和运作的视角来研究的,规训权力则是其核心,指特定条件下"纪律"与"身体"的结合。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比了刑罚制度产生的巨大演变,并通过公共景观、审判过程和隐蔽监禁过程论述了规训权力的渗透性。同时福柯也认为,权力具有生产性,权力的无处不在并非意味着权力的无所不能,权力是在肯定主体自由的前提下存在的,可以通过策略的对抗来消解个人身体上的权力效应,而这也是与其微观关系非本质主义的分析视角是一致的。     

教师话语权力探析

教育制度的功能赋予教师以制度权力，它包括“话语权力”和“筛选权力”。话语权力即教师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其话语内容在一元化封闭社会中表现为“被控制的共识”，在多元化开放社会中表现为“协商的共识”。其运作方式表现为文化专断、政治的社会化等。通过对我国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文指出了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规范性话语内容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大众性，而超越性和理想性、时代性和包容性颇显淡薄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另一种描述。福柯从对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理论的扬弃中,以经验论的实践视角和后现代的微观视角通过从"酷刑"到"监狱",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重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并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在"权力神"理论的背后,其本质是现代国家理性的表达。福柯在现代社会中所塑造的"权力神"理论,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浅析我国转型期的群体分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权力以及群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米尔斯在《权力精英》所揭露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管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窥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群体结构分化事实,今天带着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概念的思维和大家一起来浅谈国内的群体分化。     

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麦尔维尔《抄写员巴特比》中权力运行机制解析

本文运用福柯的监狱理论来解读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以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这一意像在文中的隐喻来探讨以叙述者老律师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强势话语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以主人公巴特比所代表的弱势群体以其特殊方式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为了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巴特比的反抗强势话语必然遭到国家机器的暴力惩罚。     

人本的过程性与权力运作过程的人本性

时下关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关系的惯常表述是: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或言“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人本不只是一种终极关怀,更首先是一种过程,是人本的目的须以人本的过程和方式实现。只有这样,人本才可能切实成为每一当下的现实存在。以人本的这种过程性观照权力①运作过程及程序,即可发现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的人本性、正当性与人本的过程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人本的过程性要求过程本身的人本性,特别是公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本身的人本性。不仅权力运作的实体目标应是人本的,且权力运作的过程及程序本身也应甚至更应是人本的、符合人性的。     

一种经验主义权力观——达尔权力理论初探

虽然权力研究的历史可以媲美任何自诩古老的理论,但真正系统、经验的权力研究和争论仅仅肇始于20世纪中期,而20世纪达尔的经验主义的权力观作为其多元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影响尤其深远。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以休谟经验主义因果观念为基础的权力概念界定;决策行为的量化分析和可能性的权力测量方案;明确区分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运作,排斥借由预测反应机制实现的影响力形式。在社会权力格局日趋复杂和多元化的今天,重新回顾达尔的经验主义权力观,有助于设计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权力测量方案,以获取社会权力分布状况的准确数据,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实证的数据资料。     

论行政法理念的塑造——契约理念与权力理念的整合

行政法理念 ,是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被使用的术语 ,可以包括行政法概念、规范及制度、原则及精神、观念及形态、价值及文化等多层面的涵义。作为上位概念 ,它不仅包容广泛而且还可根据上下文语境来确定其具体所指。行政法的契约理念是“行政法理念”的下位概念 ,它与行政法的权力理念 (即传统行政法理念 )相对照 ,在概念上与行政法理念具有同样的功能意义。传统行政法以权力理念为支撑 ,现代行政法理念则在承认权力手段的同时凸显了非权力性的契约理念。针对我国的行政运作和行政法的应用现实 ,我们应强调契约理念在行政法中的引入。我们主张行政法的新理念 ,应是传统权力理念与现代契约理念的有机统一与协调 ,而不是对传统权力理念予以彻底否定。整合两种理念的行政法新理念 ,其特点主要在于 :确立新的平等理念、淡化强制、双方合意与单方意志性相并存、以合作取代冲突、实现“法定”下的“约定”。     

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论作为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监察权

在制宪过程中主权权力被转化为宪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其行使主体是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传统上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类型，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现象日益频发，创制一种旨在反腐的新型宪法权力乃时势所趋。我国2018年修宪创设监察权，就是因应加强反腐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     

《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

《印度之行》里，不同的种族、性别、政治和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的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知识与话语、规训与身体等方面分析文本里所隐含父权殖民社会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展示权力客体对规训进行的反抗以及新话语在抵制抗衡中产生，从而重新解读福斯特作品。     

美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权力制衡功能

宪法诉讼作为违宪审查的一种主要形式,以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为政治理论基础,其直接功能就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美国的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了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并通过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诉讼过程中采取司法能动主义或司法节制的立场实现了权力的动态制衡,使宪法诉讼成为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和有力的手段.     

论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当前，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权力的私人性及其法律控制

公共权力在主体归属上具有私人性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导致权力运作的私密化.私人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利益和分配权能的私人占有的结合,使权力私人性的其逻辑后果必然是腐败.以法律控制权力的私人性,尤其要明确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权力范围和责任范围.     

村落权力与社会控制转型——贵州J村追踪调查

本文以百村调查为基点,对贵州J村进行追踪调查,利用资源的分化和控制为切入点,描述当今社会转型期村落权力的运作现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趋势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