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的面谈过程研究

行政约谈是具有协商性的行政执法行为,旨在通过执法机关与违法相对人之间的协商交流,达成理解,促使相对人自觉改正。学界关注于行政约谈与既有行政行为的相似性,缺乏对行政约谈的独特内涵与具体程序的探究。行政约谈作为一项独立的行政行为,以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为前提,以促使相对人自己改正为目的。行政约谈的面谈过程中,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程序并存,协商性与非协商性内容交融。行政约谈的独特性质使得行政约谈有别于其他行政行为。行政约谈具有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执法矛盾的优势,但是当前行政约谈实践中存在以约谈代替处罚、协商程度低等问题,只有构建具体约谈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行政约谈的优势,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纠偏与规制:试论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

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适用目前还存在约谈实施的单向性偏向较大、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地位的平等性失衡严重和约谈过程中的协商性不足三大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对环保行政约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也即集中于如何规制环保行政约谈上。因此,针对问题,建议环保行政约谈更多地采用平行式的运行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提起启动环保行政约谈的权利;同时有必要强调行政约谈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除了必须遵守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外,还需要遵守公益优先原则、预防优先原则、自愿协商原则、公开原则以及损害救济原则,防范环保行政约谈走向法治化的另一面。     

行政约谈适用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执法方式,因其发展并不完善,而在适用范围上备受争议,包括适用主体、适用情形以及适用对象。没有一部高位阶的规定对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进行规范,其结果就是行政约谈被滥用,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无法有效衔接,无法达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因此,必须规范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才能确保这一新兴执法方式走上正轨。     

刚柔相济的治理工具及其治理优势 ——以行政约谈为例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适宜的治理工具。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行政约谈具有"刚性"与"柔性"两个不同方面的技术禀赋,在不同治理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挥了特殊的治理功能。本文以80份约谈案例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ROST NAT和Nvivo软件,从多个维度呈现行政约谈在不同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状况,分析行政约谈实践中的刚性与柔性话语,进而从主体、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剖析行政约谈的刚性和柔性及其体现,具体涉及主体的权威性和过程的协商性等,最后深入揭示了行政约谈所具有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转化逻辑,其中的核心是约谈刚柔相济的技术特性具有灵活应变的治理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行政约谈的属性及其优劣利弊,也有利于根据具体的场景选择恰当的治理工具,还可以更好地反思和谋划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     

环境行政约谈检视

通过对典型被约谈城市的效果考察以及约谈演变趋势的分析,可得出约谈即时效果明显以及约谈数量、范围扩大等结论。环境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是告诫、提示、督促,其发挥着弥补"环境保护部门→同级地方政府"环境行政横向对抗不足、促成政府环境问责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效用。通过对相关条文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环境行政约谈存在常态化、适用范围与对象的泛化等弊病,其未来发展方向应当是推进约谈公开以及健全环境行政约谈后的再监督等。     

公共性抑或国家性——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

行政的国家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国家性的影响下,行政单方而强制,行政的合法标准,是法律规范本身;公共行政是在行政权运行方式的自我扬弃过程中,随着宪政制度驾驭公共权力能力的成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以及政府公共职能变迁的时势需要下兴起的.它以公共性作为行政合法的标准.在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发生冲突时,"公共性"成为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的标准.     

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

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其变迁必将对行政法的研究产生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传统行政法以控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主要关注行政的合法性构建、违法行政的治愈与监督以及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然而,随着近年来非权力行政、预防行政、协作行政等公共行政实务新形态的不断壮大,传统行政法的回应力已捉襟见肘.转型时期需要一种面向公共行政实务、关注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面向、关注行政全流域的新行政法,以弥补传统行政法的不足.     

公共服务领域的私人行政研究——以铁路运输企业行使行政职权为例

2013年铁路行政体制改革之后,铁路运输企业对铁路沿线设施进行事先批准的行为属于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职权行为,然而该职权交由铁路监管部门行使更有利于行政效率的实现。囿于铁路监管部门的资源所限,对于面向旅客、面广量大、执行性的行政职权,以及在列车运行过程中铁路监督管理部门无法及时履行的职权,有必要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交由铁路运输企业及其有关人员行使。实现政企分离之后,铁路监管体制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于清理并完善现有监管职权的法律规范,构建以国家铁路局和7个地区监督管理局为主,授权、委托主体为辅的新铁路监管体制。     

公共服务领域的私人行政研究——以铁路运输企业行使行政职权为例

2013年铁路行政体制改革之后,铁路运输企业对铁路沿线设施进行事先批准的行为属于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职权行为,然而该职权交由铁路监管部门行使更有利于行政效率的实现。囿于铁路监管部门的资源所限,对于面向旅客、面广量大、执行性的行政职权,以及在列车运行过程中铁路监督管理部门无法及时履行的职权,有必要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交由铁路运输企业及其有关人员行使。实现政企分离之后,铁路监管体制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于清理并完善现有监管职权的法律规范,构建以国家铁路局和7个地区监督管理局为主,授权、委托主体为辅的新铁路监管体制。     

论行政主体守法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执法者守法是实行法治的关键所在,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行政,依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以此为基点,本文分析了行政执法主体在守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妨碍守法、守法精神形成的原因,从中得出行政主体守法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企业形象管理的两个“打造”

打造企业的伦理道德以提高企业声誉 ,使企业由被动守法变为主动守法 ;打造企业产品整体形象 ,树立现代社会市场观念 ,通过以消费者需要和社会公众利益为企业的核心理念达到树立良好的企业印象 ,以此赢得市场和公众。     

行政与司法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双重面向

当下纠纷多元化解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在大量的常规性矛盾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合作形式化;另一方面,针对少数非常规性矛盾,行政机关与法院以矛盾实质化解为目的形成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局面。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在应对常规性矛盾时各司其职,彼此合作需求弱化。但与此同时,面对非常规性矛盾,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协同治理的内在需求,在条块关系网络中二者又具备了合作的组织条件,当事人的策略行动推动常规性矛盾向非常规矛盾转化进一步固化了纠纷多元化解的双重面向。完善措施在于优化行政机关和法院各自纠纷化解职能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合作的长效机制。     

论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

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是行政立法民主化、透明化的重要标志。行政立法听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保障公民权利、增强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与守法自觉性等方面。针对当前行政立法听证中的问题,有必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确定合理的行政立法听证范围,选择适宜的行政立法听证方式和设置规范的行政立法听证操作程序,以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     

加入WTO对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对策

加入WTO以后,地方政府将面临着知法、立法、司法和守法方面的挑战;面临着依法行政、公正行政、公开行政方面的挑战;面临着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进市场化的挑战。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以上海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研究视角,在阐析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经验启示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编制管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依法运行机制;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     

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一个经验性守法研究的新路径

公民遵守法律规范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法治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了公民的守法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重理论思辨轻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路径单一、国际视野不足等问题,限制了我国守法研究的经验积累和发展。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路径整合了现有三种研究路径即内源性路径、外源性路径、过程性路径的研究优势,克服了这三种研究路径的一些不足之处,同时可以满足我国对守法研究的两点需要。该路径包含三个要素,分别是把守法概念操作化为守法行为、过程性视角以及行为主体的视角。该路径是一个既站在国际守法研究前沿,有利于与国际守法研究对话,又适用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守法新研究路径,有助于推动我国守法研究的发展。     

行政机关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理性审视与愿景

行政机关追究政府生态责任具有高效优势,这取决于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直控性、自由裁量权、队伍专业性和信息资源丰富性以及行为自律性。目前行政机关追责实践正在遭遇同体追责引发的普遍困顿、追责职能定位和追责能力建设存在的特殊问题,而行政机关自身的不足、新型道德制度的缺场缺位以及追责职能复杂性艰巨性的客观因素等是其主要缘由。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追责高效优势以及缓解乃至避免其面临的困顿和问题,就必须顺应政府治理模式演变规律,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合作追责体系和追责方式。为此,就应在强化与推进必要的协作追责的同时,着力于合作追责主体的培育,实现合作追责制度的创新和合作追责技术的升级。     

青年守法意识的结构及其内在关系——在逻辑与现实之间

守法意识是青年信用评价中不可忽视的侧面,也是信用体系建设中难以绕过的一个关键点。信用之核心在于"言忠信而行正道",若不行正道,诚信亦无从建立。而所谓行正道,以守法为权舆,青年信用塑构的首要前提就是规范意识的建立和守法生活方式的养成。一方面,青年失信行为不仅是道德失范的表现,还会埋下违法违规的种子;另一方面,青年的守法意识状况也直接关乎到青年在信用上的表现。在逻辑上理清青年守法意识的结构,设计出以李克特量表为中心的青年守法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初测数据为基础,利用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对青年守法意识各组成部分间的实然关系进行分析。     

法治与德治: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典型性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企业自身科学发展的需要。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责任重大,统一战线在引导和促进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优势明显,要树立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思维,以守法诚信教育为载体,以企业统战工作为抓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最大公约数,切实把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精神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