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     

也论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     

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

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发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论行政超越职权

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实行权力法定主义,因此,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对其法定职权的逾越自然成了监控其“依法行政”与否的重要标准。可惜,如此重要的行政法基本问题在我国直到行政诉讼法将其确定为基本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之一才始受重视。然而,至今理论和实务界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定义、界限、类型和效力几方面均未取得颇具说服力的共识,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本文的写作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行政复议应向司法化逼近

在剖析当今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践优劣时,必须借助相应的分析框架,其中以下几组近似对立的概念是衡量的重要标准: (一)纠纷解决与行政合法。行政复议制度建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解决纠纷还是保障和监督依法行政;是双重目的并重还是兼顾中有所侧重?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救济管道,行政复议的第一     

行政约谈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建构

行政约谈逐渐被应用于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实践表明,约谈方式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置于规制谱系来看,行政约谈应当以遵从理论为基础,以促成守法为目标,并以惩罚性方式作为后盾。在制度设计层面,需综合考量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违法程度以及守法意愿与守法能力,确定合理的约谈适用范围;兼顾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未来起到形成性与调整性作用的积极面向,建构约谈程序;强化企业守法的内在动力,形塑企业的自我反思能力,探索约谈内容。     

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

凯尔森的法律责任概念体现为不法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规范效果之间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关系。运用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关系分析框架，这一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可以转换为不法行为是“狭义权利-狭义义务”或“特权-无权利”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分析结论可为法律责任机制的正当性提供规范意义上的解说，还可用于澄清学界在行政法、侵权法、国家赔偿法等领域对于法律责任、不法行为的诸多错误认识，从而在各种具体情形中捍卫作为规范性概念的法律责任的精确性与纯粹性。     

行政滥用职权的新定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理论界一直在讨论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是,至今立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界定,而同时理论上的争论却进入了割据状志。笔者解释和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缘由,进而对滥用职权作出新的定义。     

尊重与戒惧之间——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随着各种裁量基准在中国各地的大量出笼,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也成为理论和实务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通过考察司法审查与裁量基准的应然关系以及司法实践对裁量基准的真正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裁量基准既是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规范,同时又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作为司法审查的法源,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司法审查能力的局部不足;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对其享有不完整的审查权,在形式和实质两大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判断。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双重地位,导源于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尊重与信任法院、戒惧行政这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进一步地,裁量基准也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扮演着输出法院政策意图的载体角色。     

行政公务行为认定标准研究

行政公务行为认定标准研究朱新力由于享有行使行政权的自然人同时具有一般公民和行政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如何区分该自然人行为的性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该自然人相应行为的效力，而且关系到由谁承担相应行为的责任，关系到相对人和行政主体（即国家）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