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宪法的历史命运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 9年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人民获得了国家政权 ,并运用制宪权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确认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事实 ,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建国初期 ,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 ,选择与行使国家权力相适应的形式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谁是制宪者

制宪权是人民的应然性权力 ,也是人民的实然性权力。人民并不能直接参与制宪的全过程 ,而是要依赖其代表间接实现制宪目的。制宪有一系列程序 ,人民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决定制宪”和“选举产生制宪会议” ,有的国家还可以参与对宪法草案的讨论甚至表决。制宪中的主要工作———提出宪法动议、起草及详尽地讨论宪法草案 ,是由少数精英们完成的 ,许多国家宪法的通过也是由精英们表决的。但精英们并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志 ,他们在制宪中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论中国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宪权,亦即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问题。首先从学理进行探讨,制宪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其性质,才能具备正当性基础。接着,结合54年宪法制定背景,证明该制宪权以人民政权为前提,获得普遍社会认同,具有正当性。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的蓬勃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产生;反映了我国国家的性质;代表了我国国家生活的全面,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国国家力量的源泉.     

代际冲突与宪政发展

制宪权的代际冲突是所有立宪国家在宪政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成文宪法对制宪权的消解 ,事实上否定了人民主权原则 ;成文宪法过分依赖制宪权 ,又造成对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破坏。中国宪政发展对制宪权具有更高的依赖性 ,我们必须在运用制宪权的过程中约束制宪权。既要大胆运用制宪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需要的宪法规则 ,又不能滥用制宪权 ;在行使制宪权时既要尊重前人的合理选择 ,又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 ,学会与先辈和后代分享制宪权。     

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如何可能? 来自美国的经验

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观察美国宪法史,其宪法实践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而存在的自治政治,这种自治在规范上要求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信守制宪者写入宪法文本的"先定承诺"。但为什么制宪者有权订立垂范千古的宪法?为什么遵守先定承诺反而是民主正当的?美国宪法的路径是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以及一种跨越代际而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模式。美国宪政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法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美国人对原初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美国宪法之"活",原因在于美国人有能力去讲述美国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由此形成美国这个宪法共同体共同分享的源头叙事。     

人民必得出场——卢梭官民矛盾论的哲学图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

本文由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著名对话入手,将黄炎培误名的历史周期律放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正确地问题化为政治体死亡的定律,进而探讨人世间可能的拯救。卢梭从人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发现了一条关于合法而稳靠的政权的法则——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本文把政治体的生命原理和死亡定律还原为官民矛盾,首先分六个步骤阐释了卢梭的官民矛盾的哲学图式,揭开了连比例定律之谜;然后爬梳政府蜕化与政治体死亡的概念;最后在卢梭设想的用以维持政治体生命的诸项措施中选择了最本质的一项——人民出场,用现代制宪权理论重新阐释了人民出场的制宪意义。概言之,卢梭最根本的拯救就是人民制宪权的例常化,即以经常性的和平的制宪权消解暴力革命,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     

论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是宪法学与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法律前提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政府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解决了卢梭的"三不"难题,使得人民主权与有限有效政府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权威主义政权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研究——以中东国家政权为例

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给权威主义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为代表的权威政权为例,分析了权威政权民主化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原因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证明,权威主义政权在这一政治变革中要渐进地、分阶段地进行权威转换和政治合法性转换,以避免政治变革带来的风险。     

文化认同：新时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向度

本文探讨了国家认同的内涵及其特征,指出了在国际范围内,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日益对民族国家认同产生日益严重的威胁与侵蚀。正是基于这种时空境遇,本文提出,文化认同是新时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向度;文化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制,是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维度。     

驳台湾“公投制宪“的理论依据

台湾当局主张"公投制宪",援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但从法理上分析,其"公投制宪"是不符合这一国际法原则的,是对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原则的挑衅.     

论国防法与反分裂国家法的关系

反分裂国家法是在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抛出台独言论,大肆推行去中国化、公投制宪、文化台独的历史背景下制订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客观上把党对台湾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与国防法一起为今后在对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等方面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     

修宪权受制性的法理沉思

无论是人民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直接行使修宪权还是人民以委托代表代理的方式间接行使修宪权,都应当受到限制。修宪权的“受制性”是由宪法规范的“客观性”、“正当性”、“自恰性”以及人民意志表达方式———全民公决的天然局限性所决定的。修宪权应以不滥用权力和不侵犯人权为界限,这意味着对宪法确认人权的条款不能作削减性修改,而对国家结构形式、政体等有关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宪法条款并不是绝对不能修改的。在不违反制宪目的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全面修宪并非等于重新制宪,更不是宪法革命,因而同样应当受到宪法有关修宪权规范的限制。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的悖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理论逻辑出发

所谓"政权扩张的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内卷化往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本文认为,从"文化权力网络"的逻辑出发,关键在于给予民众民主权刺,通过民主,至少是部分的民主自治来解决地方政权经纪化的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在完成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往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如何迈出这一步,不仅对学者是一种考验,同样也考验着执政者.     

论新时期党依法执政的内涵与任务

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崭新课题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指执政党依照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执政兴国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成功之道,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保障。依法执政的主要任务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