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

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宗族、家庭、阶层、社区、集体之中抽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这对乡村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构乡村公共性，着力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关键是发挥村庄积极分子和各类精英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用。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乡村公共空间视野下的教堂功能研究——以云南苗族小水井村教堂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云南苗族的基督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乡村苗族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教堂成为其社会生活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作为乡村公共空间,教堂发挥了宗教信仰核心空间、教育文化的主要平台、乡村娱乐的舞台和村庄——政权公共关系纽带的积极功能。同时教堂在扮演社会公共空间功能上也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尝试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未来乡村建设中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机制研究

与传统村庄样态相比，未来乡村不仅主体更加多元，而且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合作与包容。这对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提出迫切要求。浙江省诸暨市枫江村从“信访大村”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公共精神重塑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党建统领，坚持党员带头、价值支撑和愿景引领；二是制度保障，加强村干部监管制度建设，同时建立完善村民权益保护制度；三是空间孕育，建好用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四是市场促发，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的成果。     

纠纷解决的空间之维——以个案中的社会空间变迁为核心

通过一起乡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田野调查,发现村民对土地承包的意见分歧导致乡村内生秩序的分裂,即社会关系的部分紧张与瓦解。这意味着,土地作为自然-地理空间被以契约的形式介入了承包方和承租方不同的社会空间后,又被分裂的承包方两类不同的社会空间所制约,从而自然-地理空间被社会空间嵌入。其中,由于乡村权威的式微以及村委会解决不了纠纷,村民通过法律救济成为另一种空间的选择,这个过程是法律权威替代村庄权威的过程。这样一来,通过法院/法庭空间实现乡村纠纷的正义生产,成为村民的终极认知空间的价值追求。当代乡村社会空间不断与国家的制度空间交汇融合,是中国乡村转型的一个主要取向,也是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乡村法治的前提及基础。总之,空间构成纠纷解决的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一个变量。     

欠发达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NGO——以凝冻灾害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事务的日益繁杂,公共危机频发已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而作为政府治理重要补充的NGO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尤以欠发达地区最为明显。文章以凝冻灾害为例,探讨了NGO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现状及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及政策建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公共文化被裹挟在乡村社会变迁进程之中，乡村公共文化的变迁是乡村社会历史性巨变的缩影和表现。乡村公共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获取文化资源、表达文化情感、实现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乡村公共文化受生存基础、建设主体、文化心理、文化空间、传播媒介等因素的影响日益走向式微。基于此，从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内生力量、外在条件、重要依托、有力保障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形成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的有效路径。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关于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思考

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公信力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面对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关于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公信力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大众所关注。近来出现了不少的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公信力下降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全社会性的诚信危机，这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因此，必须不断地推进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公信力的建设，加强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管理，重视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纪律与作风问题，才能够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提高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地位。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学因素——以出租车行业罢运事件为例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活动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最难处置的就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目前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激烈,由于利益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不断,群体性重大事件频发。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理论,就是社会整合机制中的社会团结因素没有调整、处理好。以2008年11月重庆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要防止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置好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在社会学的因素上多下工夫,依靠社会权威,强化社会集体意识,厘清政府机构的职能,注重社会团结,按照社会学理论层面整合、调解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良好互动关系,确保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