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指出西方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并考察了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是当今法治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当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创业教育中大学生法治品质的培养

大学生法治品质主要包括法治知识、法治意识、法治情感和法治能力四个方面。在创业教育中培养大学生法治品质有助于大学生迅速融入现代法治社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升创业过程中的竞争力,在创业过程中规避风险。目前,大学生存在法律知识不足、法治意识淡薄、法治情感淡漠、法治能力不足等法治品质欠缺问题,影响明显。因此,创业教育中培育大学生法治品质必须合理设置法治教育课程以丰富大学生法律知识,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以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有效落实法律执行力以提升大学生法治情感,强化法治教育实践以提升大学生的法治能力。     

陕西省基层法治文化建设调查与思考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应的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形态。一个法治国家乃至法治社会的形成,依赖于全体公民厚重的法治思想和牢靠的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法治之魂,法治之脉,是法治中国建设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应注重挖掘、培育地方独具特色的法治精神;清醒认识法治文化建设的延续性和长期性,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全民参与性和生活化需求。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略论法治文化资源的整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整合法治文化资源是建设法治文化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这有助于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提高法治文化的约束力,更好地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整合法治文化资源,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保持本土法治文化的主体地位;理性分析现代中外法治文化的异同,积极借鉴国外法治文化的有益经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提供资源支撑。     

关于侦查法治几个问题的探讨

侦查法治是公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法治建设必须把侦查法治放在首位。要加强侦查法治,必须树立侦查主体法治理念,合理调整公安机关侦查体制,强化侦查措施法治建设,规范侦查管理方式。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法治评估的开放空间:理论回应、实践样态与未来转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对于法治状态进行定量评价的法治评估实践。伴随着法治评估的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转型。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是一种理念上的建构和抽象的思辨,在思维方向上坚持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二元分析框架。规范法治观始终困囿于"法治应该是什么"这一本体式的循环追问,影响了法治评估客观性难题的破解和创新。实践法治观的提出,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独断与徘徊,着眼于法治的实际运行和存在形式,在保证法治评估的开放理论空间基础上,实现法治评估的未来转型即本土化建构道路。     

政党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

<正>文化是法治之源,法治文化是法治制度之源,政党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支撑。政党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对政党法治文化的解读应以政党为分析框架、以政党政治为分析平台、以法治文化为分析视角。政党法治文     

再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一体建设”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之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论述,赋予法治社会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应准确把握认知当前和未来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突出和关键问题,整体设计、上下结合、全面推进。在推进一体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约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因素;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法治社会有利基础;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法治社会建设;要加强社会保障,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对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的思考

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日益彰显,宏观调控法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鲜有对宏观调控程序的研究。宏观调控程序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必须遵守或履行法定的时间、空间和方式。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就是宏观调控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得以实施。我们有必要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和参与宏观调控的各方主体对宏观调控价值的追求,以正义的程序理念为指向,充分体现程序民主,建立起完善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律体系。     

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以及有力的证券监管机制 ,是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制环境。纵观各国证券立法 ,均采取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预防与控制 ,其中一些成熟的制度 ,对我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行政诉讼的目的初探

通过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控制、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达到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效果,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论侦查的谋略性与法律性

法律应适合侦控犯罪的实际水平和现实需要。侦查自由度与其程序规制性之间是有冲突的,这就需要建立适合于侦控规律的法制体系,研究合法用谋的原则技巧,在谋略性与法律性之间架起充分发挥案侦人员智慧的桥梁。     

洗钱犯罪及其法律控制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如何加强对洗钱犯罪的法律控制 ,是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国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我国对洗钱犯罪的法律控制上虽较过去有所加强 ,但仍有许多需待完善的地方。     

中国检察权建构模式下的实践形态反思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存在多种学说,将其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属于目前较为统一的看法。在我国的权力建构模式下,检察权若作为法律监督权,在规范层面,将面临很多法律层面的缺位情况。在实际运行层面,则存在着法律监督被放置于刑事诉讼监督、行政机关掌控检察机关的资源、检察权宪法权能与法律权能运行不协调、公诉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等解释难题。     

国际法律援助组织第十届会议综述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简要概述了国际法律援助组织第十届会议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为法律援助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经费缩减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介绍了有关各国和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现状的比较分析成果;第二部分强调了网络、电话等现代化技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即一些国家是如何利用网络等技术,以积极应对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的局面的;第三部分介绍了澳大利、南非采取的有关保障法律援助质量的措施。     

法律与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国家主导,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它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多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约束力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本文简略地梳理了社会控制思想的演化,指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在对晚清以降的社会控制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正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组织控制转变为1980年代以后的法律控制。     

The Thinking of the Road to the Whole Caliber Budget in Fiscal and Taxation in a Legal Perspective

The newly promulgated “budget law” stipulated in article 4 that all government revenue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budget management, namely the whole caliber budget. Its original purpose is to realize the legal control of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ehavior, however, 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aw, department of vested interests conformity, various legal spending and budget supervision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anomie, and many other factors exist in different degrees to thwart the citizens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original“control ”. Therefore, the revised budget legal rules as well as the power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to resolve the all caliber plight of budget implementation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