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窗

统一战线:促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桥梁 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全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爱国统一战线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具有桥梁作用及不可替代的职能。这是因为,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保持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不仅需要中英、中葡政府间信守协议,更有赖于港澳各阶层同胞与我们党和政府和衷共济,密切合作,这是“一国两制”方针能否在港澳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必须贯彻“寄希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与港澳政治发展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家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之路,为港澳的繁荣稳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新世纪里,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一国两制”构想下,尽快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习近平治港治澳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大局,与时俱进,励精图治,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卓越的政治智慧、坚毅的历史担当,系统总结"一国两制"实践规律,提出治港治澳新方略,为港澳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历史性、战略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江泽民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四个服务"的思想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江泽民同志在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统一战线历史任务的思想基础上发展性的提出了"四个服务",即为团结稳定服务、为建设四化服务,为健全民主法制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     

习近平强调,坚持“一国两制” 推进祖国统一

<正>习近平指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习近平强调,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香港、澳门     

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共促闽港澳繁荣稳定

于伟国唐登杰崔玉英与省政协港澳委员座谈1月13日,省委召开省政协港澳委员座谈会,畅叙情谊,共谋发展。省委书记于伟国希望大家当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梦者、全面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践行者、新福建建设的参与者,共同促进闽港澳繁荣稳定。省长唐登杰主持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崔玉英出席。     

统战资讯

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新特征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等四个新的阶段性特征。广泛性是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统一战线团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已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文化传承

中华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承袭了爱国主义、团结统一、"和为贵"、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谱写了一曲弘扬民族魂,传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凯歌.探讨中华文化与"一国两制"构想的关系,对于增强在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港澳青年在国家大局中找定位、谋机遇

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无疑是深化"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载体。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澳门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作为全球最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之一,澳门享有自由港、单独关税区地位,这为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环境,构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天然优势。     

论邓小平新时期海外统一战线思想

海外统一战线是以团结争取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海外华人的联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如何更广泛团结好这些联盟 ?邓小平提出新时期海外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为政治基础 ;海外统战工作的总目标是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 ;并从“一国两制”制度的建设上确保海外统一战线的发展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