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党内罢免或撤换制是制度创新(总174期《党内罢免或撤换制度期待破冰》)贵刊这样推出党内罢免或撤换机制专题着实令我们这些关心党内建设的读者感到十分惊喜,人民网、新华网第一时间转载时都在头版做了重点处理。罢免或撤换制度,将会改变干部只能由上级任命、由上级罢免或撤换的     

“庸官”与“一把手”的紧箍咒

在《党内监督条例》中,把党内罢免或撤换作为必须建立健全的一项重要党内监督制度明确作出规定,这标志着党内罢免或撤换的制度化程序的正式启动。实施党内罢免或撤换制度,必须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当前的党情状况只是适合我们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这个层面实施,那么,我     

“党内罢免机制浮出水面”令人瞩目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曾提出,人民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员享有的权利一节中,明确规定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前不久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提出的党内罢免或撤换机制对此作了新的探索,引起党内外人士和各     

党内选举和监督制度的新突破

启动“罢免或撤换机制”。这一重要举措,是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的新突破,将对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关键一步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党内选举制度是否完善,直接标志着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党内选举制度实际上包括民主选举和民主罢免两个重要环节。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对党内选举制度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比较重视和强调民主选举的一面,而忽视了民主罢免的一面。尽管我党早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党章》中,就将“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规定为党员的一项基本…     

罢免或撤换制度:调动党员积极性

落实党员权利需要建立罢免撤换制度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出现一些不称职的干部。对于这些不称职的干部,如果不予以及时罢免或撤换,则将危害党的事业,使党失去人民信任。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罢免撤换,是每一名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享有的一项崇高权利,它是以民     

人大罢免制度对党内罢免的启示

党内罢免制度与人大罢免制度的不同近年来“,罢免”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机制,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已经基本建立健全,而且实际运作的效果也比较好。这为在执政党内建立“罢免或撤换机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如果各级权力机关中     

干部问责制给中国官员念“紧箍咒”

2004年2月中旬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进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条例》中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干部问责制”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中的一个亮点。也是新一届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一种表态。     

从“原则”到“制度”:任重而道远

罢免与撤换,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完善自下而上监督制约机制的关键一环,与党内其他制度相比,这一制度的实施尤其困难,不仅因其本身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更因为它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制度,涉及到党内选举、干部考核评价等一系列基础性、配套性乃至关键性的工作。     

呼唤“权力清单”与权力透明度

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罢免和撤换是党内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行为,正是由于这种建议和要求往往来自党内的“草根阶层”,他们人微言轻,不容易被重视和信任。比如对一些检举揭发党员领导干部的材料,上级党组织不仅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进行认真调查处理,相反还把检举材料转发到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当前所进行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要受"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双重规制;政治文明建设应强调"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积极形态,使"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外在制约转化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源动力.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