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发党外交政策“回归”的背景及影响

2016年上半年,土耳其外交政策逐渐出现调整迹象.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有意与地区国家化解矛盾、缓和关系,弱化激进的意识形态主张,意图重回实用主义轨道.这是正发党检视近两年来种种外交失败后所作的战术调整,同时兼具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但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未来仍不免将经历一段动荡调整期.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     

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以凯末尔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为指导思想，利用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独立性、平衡性、多样性的特点，外交策略显现出“由西转东”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东剧变之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极为活跃，积极与变革后的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土渴望与以往所忽视的东方国家改善并发展关系。但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

战略深度主义是近年来活跃于土耳其外交舞台的新外交思想，其以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为基础，主张对此前土耳其不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修正，并扩大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     

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

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地区互为近邻,紧密关联。土耳其长期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已严重制约土耳其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为凸显其地跨欧亚地区大国的独特作用,积极推行外交新思维和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西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多事之区,成为土耳其外交出击的主要方向之一,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鉴于西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美欧的掣肘,土耳其在该地区只能起到敲边鼓和主要配合美欧战略的作用。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土耳其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与外交逐步形成中等强国色彩战略。土耳其具有实现中等强国的现实基础：地理位置独特，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综合国力渐趋雄厚；东西文明兼容，教俗结合，既为西方价值观认可，又对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吸引力。然而，土耳其实现中等强国的道路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加入欧盟前蓄黯淡，影响国家外交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结构限制国家外交的独立行动；国内政治体制的纠结影响国家的形象。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

自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中东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土耳其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出现了裂痕。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新中东政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是对此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的修正,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土耳其国家利益。     

“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

2011年"中东波"以来,土耳其突破"零问题外交"政策,积极介入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推行更加"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这一系列调整是由中东格局结构性变化的外部动力、土耳其推销"土耳其模式"的内在冲动,以及土耳其政治家对时局的独特解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远看,这种外交调整收益与风险并存。     

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

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 ,是俄罗斯外交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进即已展开 ,并且成为苏联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反思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继续进行着。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提供理论依据的话 ,那么 ,到这一时期 ,这种反思又构成为俄罗斯外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     

印度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换析论

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政治大国,是印度自独立起就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为实现该战略目标,不同的时代,印度采用不同的外交政策,也取得了不同的政治实效。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是借助独立于美苏阵营的不结盟外交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但自身国力的贫弱为印度的大国目标蒙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后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抛弃了不切实际的不结盟外交,转而依靠军事实力以谋取地区强国地位。然而,这一战略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制约了印度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2l世纪以来,印度实现了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转换,即从重视硬实力的传统外交政策转向软实力外交。印度从不结盟到软实力外交的历史转换,凸显出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中心、以国际环境变换为外在变量、以中国为参照和竞争对象、注重发挥“软硬”合力的特征。     

佐科治下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回归务实和民族主义

佐科外交政策既具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征,强调经济外交、国家利益,并希望突破中等强国限制;本文认为佐科总统要实现其外交战略面临着诸多限制,同时其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也有着较明显的影响。     

美国扩展“新兴大市场”战略

实施近两年的“新兴大市场”战略是美国经济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政府认为,“冷战后时期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已变得密不可分”,扩大对外贸易已成为美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1994年初,为完善其“国家出口战略”,美国选择了1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其加强经贸联系、促进产品出口的10个新兴大市场,即中国经济区(包括中国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     

解析土耳其骚乱频发的原因及其影响

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一度表现得风生水起。土耳其政要支持民主运动的外交姿态及其民主体制,促使该国力图扮演中东民主化变革的旗手角色。但近期以来,土耳其多次发生针对"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政府的结社抗议活动,以至于让世人惊觉土耳其似乎也要遭遇"阿拉伯之春"。本文从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土耳其国内宗教和世俗两派势力博弈对土耳其政治局势走向的影响。     

土耳其现政府的外交与经济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土耳其所处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德米雷尔在1991年底大选获胜出任总理,并在1993年5月担任总统后,在继续前总统厄扎尔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开展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以加强土地区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中亚国家:国际战略、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分析影响中亚五国制定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各种因素,简介各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异同点及其原因,以及中亚五国外交和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指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各国制定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核心.在当前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和"三股恶势力"肆虐中亚的情况下,中亚各国国家安全战略正面临巨大的考验.     

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中的 "共同发展"思想

外交和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外交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鲜明地提出:“中国外交政     

土耳其内政外交变动及对中东格局的影响

近年来,土耳其内政外交进入转型期。内政方面,通过修宪公投,变革政治体制,由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成为实权派。土耳其政府利用"7·15"军事未遂政变,清除了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政治异己,军队力量的政治话语权弱化,国家权力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土耳其外交也进入了调适期,实行多维度外交政策,传统的亲西方政策逐渐弱化,"向东看"政策日益凸显,在地区奉行积极主义。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其内政外交变化对正在转型中的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为正在重塑中的地区格局增加了不确定性。     

“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