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以凯末尔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为指导思想，利用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独立性、平衡性、多样性的特点，外交策略显现出“由西转东”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东剧变之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极为活跃，积极与变革后的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土渴望与以往所忽视的东方国家改善并发展关系。但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双方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安全关系严重恶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战略,用现实主义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重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作用,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中被边缘化,是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就长期而言,在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去西方化"、外交独立性凸显及加速向俄罗斯靠拢,是美土关系疏远的深层因素。美国和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使双方在库尔德人问题、巴以冲突、伊核问题等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进程。受制于双方国内政治,美土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双方仍有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土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     

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谋求新的平衡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以色列政策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拜登政府开始调整之前对以色列过分偏袒的做法，使美以关系回到常态，有意维护与中东其他各方力量之间的平衡，安抚中东阿拉伯盟友；在地区层面，通过影响盟友们和友好国家，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意欲与地缘战略对手伊朗重启谈判，通过重新签署伊核协议对其施加限制，从而对中东和亚太两大战略板块的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制，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拜登政府的新以色列政策将对以色列的外部战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以色列的回应、域内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域外大国的态度都将叠加在一起，成为未来中东局势中新的变量。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只有融合、亲密的一面，还有不断产生矛盾、出现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另一面。新世纪土耳其调整外交战略“向东看”，但依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之一，并能“东西逢源”，无疑将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期显示出鲜明特点,如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借力于宗教获取选民支持,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欧盟践行自身的政治议程和寻求合法性,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等.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治理进一步暴露出脆弱性,折射了中东内生问题、土耳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及对局势的误判.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方面进行大清理、对外交做出大调整,将国家发展带入拐点,增加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以色列建国初期中东均势安全战略探析

以色列建国初期为了求得国家生存,在国父本-古里安"外围联盟"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种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安全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以国家生存为核心目标,通过"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构筑一条"均势安全"的战略屏障,从而平抑和抗衡阿拉伯世界的战略力量。其两大核心政策支柱为以土战略联合关系和以伊(朗)战略联盟关系。以色列的战略实践路径可以认为是:通过借助与巴勒斯坦问题非利害关系的域内大国—土耳其与伊朗—的战略力量为以色列国家生存空间开辟新的地缘政治资源,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被阿拉伯世界封锁和被孤立的地缘政治"困境",为提升以色列综合国力和战略影响力注入新的战略"能量"。以土战略联合关系和以伊(朗)战略联盟关系的合作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与安全等诸多国家安全领域。在阿以冲突背景下,以色列中东地区均势战略的两大战略支柱始终受到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影响与制约,表现出鲜明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土耳其外交转型析论

近年来，土耳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日益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外交转型开始显现。但是，从土耳其政治格局、其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关系等方面来看，存在众多阻碍其东向政策深入发展的因素，土耳其外交走向不可能完全背离西方倒向东方，而是尽量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利益平衡。     

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

土耳其与以色列曾是中东地区两个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国。但两国关系却在近年来发生了彻底逆转。在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中,既有国家政治领导人个人意识形态倾向性与个性的影响,也有国家内部社会潮流转变和政治局势发展的因素,另外还有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国际化与复杂化。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的逆转和危机,不仅会导致这个地区国家之间安全联盟的重新组合,而且也会给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地区跨国性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带来更多变数。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