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法学

本文通过对 2 0 0 3年所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的反思 ,指出中国的法律人必须重新在中国的环境中理解法律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时空中来理解中国的法律问题 ,要更多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角 ,审视包括法律人自身的一切。     

假如刘涌“不死”

刘涌案终于尘埃落定：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刘涌案作终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这结果令很多人拍手称快，然而对笔者而言，作为一个法律人，跳出刘涌本人的生死之外，我所关注和思索的是刘涌案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阳光下的判决——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一案的判决书

轰动全国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终于有了最终的结果。该案的判决书不仅对于裁判文书的制作,而且对于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该判决结果也体现了追求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完美结合的精神。     

“11·21”空难案性质转化的法律思考

“11·21”空难案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起航空侵权案件。该案由于美国律师的参与及受害者亲属在美国法院起诉，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起国内航空侵权案转化为涉外产品侵权责任案件。此类案件在中国实属罕见，案件提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封该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转变及我们应反思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融合必然要求法律最大限度的同一，中国立法应注意与国际社会通行规则接轨问题。     

刘涌案聚焦"专家论证"情节

刘涌案件一审判决后,14位法律专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认为,《法律意见书》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案的改判,并不可简单地划上等号。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法律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还不是个别现象。这种做法“利”“弊”如何,本期以笔谈的形式就此问题组织专题讨论,谨望读者能自己作一个判断。     

判决有据 处理得当

“骨灰案”二审终审之后,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对该案在实体和程序等方面的处理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并引发了学理上的某些争议,对该案的讨论,有利于集中各种不同观点,深化对该案所涉及的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因此,是有积极意义的。笔者在仔细分析二审法院的有关判决材料后认为,该案处理并无不当,其判决依据也是充分的。下面略陈管见,请读者指正。首先,该案判决所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准确的,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款也是恰当的。一起民事案件的处理是否得当,先要看审判人员是否准确认定了业已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是案件实际处理的关键所在。很显然,“骨灰案”所反映的是一种合同所生之债的债权值务关系,而不是财产所有权关系。在该案中,死者的骨灰是否具有财产所有权性质,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骨灰的性质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物,它不具有比法意义上所说的“物”的实质内涵。由此而论,该案所涉及到的就不是对财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从清华“200卡”案件评中国集团诉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体性纠纷①大量出现。为解决群体性纠纷,各国法律设计了集团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亦有关于集团诉讼的规定。②但是,集团诉讼在我国作为一种比较新的诉讼形式,不仅法律规定非常笼统③,程序操作方面也十分单薄,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很多问题。清华“２００卡”一案,是清华大学学生与中国电信之间的集团诉讼。该案因媒体的关注而轰动一时④,时至今日,热点过去⑤,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该案,发现该案在法理、程序等方面对集团诉讼的研究都很有意义。［案情］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下旬,清华大学一些同学在北京福尼特月坛…     

对刘涌死刑判决生效的质疑

2003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开庭对刘涌案进行再审,20日作出“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的死刑判决书。22日上午宣判,上午11点35分刘涌被执行死刑。 从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来看,刘涌是在最高法院再审合议庭宣判后,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被执行死刑的。笔者因此有了疑问:在这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最高法院能否完成死刑复核程序的各项工作?而不少人又因笔者的疑问而产生另一个疑问:最高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也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后才能生效吗?     

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

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03年的刘涌案,2007年的许霆案,甚至当下百姓热议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刺官事件,所引发的各种反响与回应,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构成这种意义的元素当然不仅限于这些案件的特殊情节以及近于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结果),更主要的是这一系列案件推动了社会公众与     

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英国专家证据可采性问题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在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英国,经过几个世纪无数判例的积累和发展,有关专家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已形成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家资格规则、有用性规则,专业技术领域规则、普通知识规则以及终局性问题规则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现,其在改革中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亟待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新刑诉法技术专家质证规则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及新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中技术专家的出现将会对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产生很大影响.技术专家对刑事诉讼质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技术专家质证规则包括一般性规则、原理性规则、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当达到的效果包括司法与社会两个方面.     

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分别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它的建立使我国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案例指导规则这样一种多元的法律规则体系。本文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的性质、形成机制以及与国外判例的界分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期待着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使案例指导规则成为我国除法律、司法解释以外的一种规则形成机制。     

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应有视角和立场——以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比较为中心

作为国内公法的一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共同展示了国家诠释、认定、处罚犯罪的整体流程和态度。通观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刑法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凸现了不同的国家性格,表现出执著的国内特色,国际和区域领域的刑法统一步履维艰;而刑事诉讼法在各国日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和样态,各主权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价值、理念、原则、制度趋于同一,其内容已经成为超越国家的真理性共识,并最终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本文在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表现样式作一番比较和考察后,着重于探讨形成这种不同样式的原因。揭示样式背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不同的生态机理,提出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视角和立场应当是充分考虑刑事诉讼程序的超国界性。     

涉案财物处置的行刑衔接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在涉案财物认定、程序性和实体性处置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在行刑衔接过程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一般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根据行政机关处置涉案财物的进展分别处理。为进一步完善有关程序,应明确供违法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标准、统一涉案财物的实体处置措施,并填补对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予以行政没收的漏洞。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 --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帝王"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重述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位原则、“帝王”原则,构成了现代程序法的基石, 其地位如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刑法典。从内容上分析,程序法定原则包括了形式(程序合法性)和实质(程序正当性)两项要件,由此产生了形式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和实质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通论性和一般性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统摄性,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存在着程序法定的具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程序法定”原则的不彰、程序法定价值的不显。基于此,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运行,贯彻程序法定原则是当务之急。     

论取保候审制度功能的重构——以被追诉者权利保护的角度

我国将取保候审制度纯粹作为国家权力行使制度对待,而从被追诉者权利保护的角度而言,取保候审制度是被追诉者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属性。但是由于我国司法理论和立法规定的缺陷,导致了被追诉者取保候审权利保护的不足。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保释制度的优点,改革《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以第52条为根基,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而且,由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成本过低,还应当规定脱保行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