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介评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出台的历史背景主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在全球呈日益猖獗之势;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可能在国内一级加以解决;有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为《公约》构筑了基本框架。《公约》的立法突破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国际合作的力度;首次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国际犯罪的主体类型得以拓展;普遍管辖原则获得进一步发展;创制并发展了时效延长制度、引渡程序简化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强化了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功能。     

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区际警务合作制度研究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有组织犯罪也呈现出跨国、跨境的趋势,并利用不同国家间、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司法的差异与冲突逃避打击。尽管两岸四地警方不断探索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警务合作的途径,但是,由于四法域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的合作仍不尽理想。如何在"三法系四法域"的背景下,建立科学有效的区际警务合作制度应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然。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具有组织性、经济性、犯罪手段和活动领域多样化、政治腐蚀性等基本特征。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要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的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研究

跨国犯罪指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并触犯了它们的刑事法律的行为,绝大多数是由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所为,故跨国犯罪也即跨国有组织犯罪。当前,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日趋严重。要有效地打击这类犯罪,必须遵循巴勒莫公约,加强国际合作,并采取其他措施。     

试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刍议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已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滋生和蔓延,已经对一国或多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研究虚拟空间中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尤其是极具破坏力的全球网络经济犯罪的现状、扩张方向和未来发展趋势,对国家或国际社会在信息空间中构建一体化的反有组织犯罪防控网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刍议虚拟空间的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滋生、蔓延和壮大,已对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安全形势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把握虚拟空间中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跨国有组织网络犯罪,尤其是全球网络经济犯罪的现状、扩张方向和发展趋势,对国家或国际社会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一体化的反有组织犯罪防控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评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还规定了缔约国对公约所涵盖犯罪行使管辖权以及缔约国相互间提供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各国运用国际法机制,协调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批准该公约不仅有利于通过公约加强与有关国家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机制。     

有组织犯罪的特征、认定及防控

长期以来理论界在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上有着较大的争论 ,准确认定有组织犯罪 ,有利于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和防控。实际上有组织犯罪就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所实施的犯罪 ,更准确地说是黑社会组织成员所实施的犯罪。在对有组织犯罪的特征进行明晰认定的基础上 ,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和加大打击的力度 ,尤其是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建立有效的防控网络。     

试论洗钱犯罪的特点与治理对策

洗钱犯罪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多种谋利型犯罪的伴生物,联手打击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国先后签署加入了国际禁毒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因而国内反洗钱则不能仅止于罪刑法定,必须对洗钱犯罪施以全方位的防控与惩治。文章围绕洗钱犯罪的法律特征、活动特点和治理对策等展开论述,旨在参与完善国内反洗钱机制方面的研讨。     

论金融领域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领域犯罪防控体系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金融领域的犯罪破坏金融秩序,威胁我国金融安全,危害性极大,必须认真分析金融领域犯罪原因,从强化司法控制、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监管信息网络和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建设等环节构建金融领域犯罪的防控体系。     

我国洗钱犯罪立法思考——以美国刑事法为视角衡量

近年来,我国的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化,新刑法对此也作出了反应,专门规定了洗钱罪,但该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存在着主观方面、上游犯罪、刑事责任不足等诸多问题,致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国家,美国在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极具借鉴价值.笔者对中美两国在洗钱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进行对比性探讨,重新审视我国的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不足并对此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合同诈骗罪认定之多重变量因素探讨——以“合同”的界定为视角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诈骗罪,源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之争。因此,有必要深刻剖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基于该本质特征,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范围、对象及效力,探讨影响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多重变量因素,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正确适用奠定基础。     

论伪造罪的犯罪形态

伪造罪有行为犯、情节犯和结果犯三种类型 ,因而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因类型的不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伪造者与行使伪造物品者之间是否构成共犯是伪造罪共犯问题的关键点 ,其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另外 ,伪造行为与行使伪造物行为或其它行为各自均构成不同的犯罪时 ,表现为牵连犯的情形 ,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应当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 ,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以出罪为视角

对形式上具有刑事违法性但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进行出罪,我国理论界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透过刑法第13条的定罪程式,结合相关的理论,显示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并没有全面体现刑法第13条的内容,把但书排除在外,难以成为罪与非罪的标准.     

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及构建理念的反思

犯罪构成理论兼具法律属性和理论属性,两者不可偏废。文章通过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与修正犯罪构成理论的梳理,试图发现隐藏在犯罪构成理论背后的基本理念,经过分析总结后指出,无论犯罪构成如何建构,终归是总量不变(构成要件要素数量一样),能量守恒(实现定罪功能),并进一步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构成都必须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形式后实质、先事实后价值的基本理念,否则这个犯罪构成理论就不科学。     

转化犯立法评析

转化犯是我国刑法所独有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发生转变后罪数形态的概括。转化犯的提出拓展了刑法罪数形态的理论,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国有些转化犯的刑事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需加以完善。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疑难问题研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其中并不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但对这种情况应具体分析 ,不能一律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理。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且只能是直接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