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城市企业职工贫困问题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西部城市企业职工贫困群体逐年增加,这一趋势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城市和谐发展的一大隐患,如果不加以重视必将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研究西部城市企业职工贫困问题对解决西部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西部城市企业职工群体贫困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了反贫困的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西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中国城市反贫困工作的难点

城市贫困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城市贫困主要是指城市中的部分居民由于无业、失业、不充分就业、天灾人祸以及城市生活费指数上扬等原因造成的生活贫困状态。城市贫困虽然比农村人数少、程度低，但由于城市人口集中，贫困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比农村更大，是更需特别重视的。目前我国对于城市贫困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不够，作为城市反贫困工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难点需要解决。 　　一、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应实行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城市贫困问题有了较大缓解.然而,由于政府把反贫困的重点放在应急的单一的社会保障措施上,没有触及导致贫困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影响了城市反贫困的整体效果,造成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绝对贫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中国城市反贫困的金融方法思考

目前,我国的城市反贫困主要依赖财政方法.事实上,城市反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政策方法的良好搭配.强调财政方法在城市反贫困中主导作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货币政策或金融方法在城市反贫困中的重要性.央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应该惠及城市贫困人口,货币政策要有针对性地治理失业和反贫困.     

我国城镇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反贫困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反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加强反贫困的对策研究，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民政部成立了“城镇贫困和反贫困研究小组”，由原副部长范宝俊任组长、办公厅主任陈杰昌、救灾救济司司长李本公、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鸿任副组长．就“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此，本刊特邀研究小组部分成员就我国城镇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对策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为其最终解诀尽一份力量。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论新疆生态移民的反贫困作用

贫困是反贫困问题提出的前提和基础,反贫困是减贫、缓贫、消贫的措施与对策,反贫困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贫困问题的出现。生态移民的反贫困是我国农牧区反贫困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反贫困理论和观念创新的客观要求,生态移民反贫困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绩效。     

甘肃大中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为九五期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大中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总报告。本文在深入分析甘肃省大中城市贫困的现状特征及生成原因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甘肃省大中城市反贫困的战略及对策建议。     

我国反贫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阶段性目标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达此目标,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执行,还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文章以制度经济学为切入视角,对贫困发生的传导机制、贫困的制度缺失根源以及反贫困的制度供给进行解析,为可持续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从现实来看,我国贫困的发生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引发的教育医疗资源缺失、自然和生态条件严酷、原生制度的路径惯性以及地区结构性差距等因素,并以不同路径形成贫困的传导和循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贫困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制度选择的低成本陷阱、旧式(原生)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等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反贫困的制度设计需要从多政策选择避免低成本陷阱、移风易俗打破惯性贫困以及顶层设计将反贫困纳入政绩考核等三方面入手。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探索与启示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息的共性问题。在中国,随着经济迅速转轨和社会急遽转型,贫困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随着贫困问题的产生,反贫困也就成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和实践也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面对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反贫困战略,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者自助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总体框架。在这总体框架下,从各级政府到各行各业,从社区组织到社会成员.都为实施反贫困战略积极地探索,为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农村贫困治理目标重塑与政府能力建构:困境与出路

进入21世纪后,基于我国深入推进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需要,适应国际反贫困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治理目标进行了重塑和优化,具体体现在贫困治理目标的内容、效能及人群三个维度上,从而对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建构要求。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根据上述目标进行了一定的建构和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的尝试,但现实中还面临着制度保障、财政支持、专业化及整合化治理贫困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走出上述困境的基本路径是,提升政府法制化治理贫困的能力,形成新型贫困者参与治理贫困策略,系统地建构和提升政府以资源整合治理贫困的能力。     

扶贫立法:提升扶贫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

反贫困的工作实践表明,反贫困需要引入法律机制。在没有特别法律制度支撑的条件下,仅靠政策和道德是不能克服一些突出问题的。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     

中国妇女与反贫困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中国妇女贫困和反贫困状况、中国政府在反贫困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妇女扶贫的贡献,力求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贫困问题、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行动,提出从收入贫困、时间贫困和资产贫困角度来综合分析妇女贫困问题的框架。     

治理城市新贫困的路径选择

针对当前的城市扶贫,我国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理念的羁绊。重新审视城市反贫困政策的价值理念,过去那种要么依赖政府,要么依赖市场的二元思维模式显然不适用了,政府自上而下保障制度需要自下而上的行动设计。将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城市反贫困策略联系起来,建立以"关怀为本"的城市社会工作行动体系,把外生性帮助转化为城市新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城市扶贫的绩效,增进社会整和和社会团结。     

城市贫困监测：内池、要素、任务及意义

城市贫困监测是城市反贫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文初步阐述了城市贫困监测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城市贫困监测的要素,探讨了城市贫困监测的任务,揭示了城市贫困监测的意义。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绩效研究 ——基于2012—2017年的经验数据

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金融作为一种为贫困农户提供资金要素的途径所发挥的反贫困绩效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结合我国2012—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提高反贫困绩效可以从提高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着手,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于农村贫困却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也就表明了农村金融的反贫困效果要处在适宜的内外部形势下才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     

构筑中国特色的城市反贫困体系——首届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观点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贫困趋势发生了逆转,城市贫困日益为社会所关注。经济增长无法自动消除贫困,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02年底召开的首届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上,政府有关部门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就中国城市贫困与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不同意见的交锋,为解决中国反贫困问题搭建了一个呼吁与探索的平台,并产生了积极的影晌。现将会议主要观点和相关争议综述如下:     

贫困地区两种异地开发扶贫路子之比较

异地开发扶贫是扶贫工作的新突破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贯穿着贫困与反贫困的斗争。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困问题，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我国的反贫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8——1985年间，联产承包变革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贫困程度大大缓解，是大幅度减少贫困的阶段；1985年以后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开发扶贫领导小组和专职扶贫协调机构，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扶贫，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扶贫机制，揭开了我国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的序幕，取得了一定成绩…     

尊重妇女的主体性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

正国际社会在多年的反贫困实践中越来越关注贫困人群主体性的问题,将之作为能否有效、持续对抗贫困的关键。形成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经历了各种反贫困策略的演变,从福利和慈善到向贫困地区单项输入技术和资金甚至是大规模地开发式扶贫发展,人类在与贫困做斗争的过程中依然障碍重重,在反思以往反贫困实践的种种问题中人们认识到,     

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