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我党执政理念的整合

执政理念是一个执政党指导执政实践最核心、最基本的观点、思想的综合,执政理念是执政党的灵魂。我党在5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其执政理念从发轫到经历曲折,再到正本清源,最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执政理念的整合,但这也意味着我党今后的执政实践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内外约束。     

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强化党的执政意识

执政意识是一个政党的灵魂."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意识的核心.面向新世纪,为了防止党的执政意识的弱化、谬化、异化、模糊化、泛化和僵化,我们必须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强化党的执政意识,使全党同志切实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思想.     

把握执政普遍规律: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前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党提出了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任务。潜心研究此问题不难发现,执政规律也有普遍、个别之分。在整个执政规律体系中,共产党执政规律显然属于执政的个别规律,在此之外,还有着更为宏观的、为所有执政者执政集团执政党所必须遵循的执政普遍规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既应该研究执政的个别规律,也应该研究执政的普遍规律,并且对相应的研究成果给予重视和借鉴,以达到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     

对科学执政观内涵的探讨

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都是在执政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好政,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执政观。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执政观主要包含发展观、群众观、法制观、政绩观、权力观、廉政观和学习观等内容。     

"三个代表":党在新世纪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思想武器

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面临着新挑战,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重要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世纪增强合法性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执政理念与执政规律的五大区别

执政理念和执政规律是执政理论体系中两个不同的概念,执政理念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具有时代性变动性的特点,是执政党执政实践的主观理论依据,执政理念的表达多采用肯定性命题和价值性判断形式,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评判执政理念的尺度;执政规律属于实践规律的范畴,具有恒定性稳定性的特点,是执政党执政活动的客观实践法则,执政规律的表述多采用对偶的辩证形式,客观性与辩证性的统一是评判执政规律的尺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愈益成熟起来:她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了党纲;明确了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形成了新世纪共产党人全新的发展观;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完整治国方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在实践中不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执政能力全面提高;党通过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党的建设切实得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道路上成熟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证。     

增强执政自觉是维护执政安全的必然选择

执政安全是一个关系执政党能否稳固、长久执掌政权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执政党永远直面执政的考验。执政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关键在于能否在执政实践过程增强执政自觉。中国共产党要维护执政安全,必须不断增强执政自觉,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执政能力建设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一以贯之的高度关注,构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演进历程尤其是我们党50多年的执政实践来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更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特别是步入新世纪,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大力培养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实现党的执政理念,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紧迫任务和枢机所在。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国家范…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误解的辩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其进行解释,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实践理性"不足以作出恰当的诠释。本文力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找到其确切的界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实用理性"、"实践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