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角度谈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化、公正化的价值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了一定的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尚有欠缺。应根据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实际现状,建立与完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机制和法律。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权利之重构

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但其诉权的不完整、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以及相应的实体权利的缺失,使被害人并未充分地享有当事人应有的权利。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倡导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下,重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赋予其充分的程序参与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先与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并逐步实现刑事诉讼的＂四方构造＂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必由之路。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保障问题初探

如何加强和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保护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之一 ,也是当前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着重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法律保障、关于被害人法律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建议和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比较研究

法国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居于民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日本、美国刑诉中的被害人具有证人的诉讼地位;德、英、中、俄刑诉中的被害人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害人的赔偿程序各具特色.世界各国有关被害人立法的共性包括注重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注重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平衡;注重对司法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尤其是对公诉权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诉中对被害人立法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都有缺陷,应予完善.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一个突出的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中不仅要完善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应当同时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不致使诉讼活动偏离公正的轨道。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浅议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注重人权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标志。我国为顺应社会民主文明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的保护,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由一般诉讼参与人提高为当事人,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并且从保护人权和健全法制的高度,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以及     

试论侦查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规定较少,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相称,在司法实践上很难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立法上应当完善被害人在此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之探讨

刑事诉讼律师代理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理论基础有 :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地位以及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前者是首要的 ,因为不确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就不可能全面充分地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刑事诉讼代理律师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应当区别界定 ,公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有独立诉讼地位 ,自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但有相对的自主性。刑事诉讼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律师固有的权利 ;二是来自于委托人的权利 ,即代理权。前一种权利与委托人是否授权无关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

由于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存在"先天"不足,而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理研究主要是围绕该理论而展开的,导致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被害人的诉权存在一定的缺失,此种上层建筑的理论瑕疵势必影响立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致发展为国家变相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因受到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影响存在的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以期开拓理论视野。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在诉讼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制度的残缺和 个人不法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恶意提起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并且造成国 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 行为应当予以遏制和惩戒,对恶意诉讼人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构成民事侵权的,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以有效防范恶意诉 讼,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诉讼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我国现行辩护制度管窥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制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相继实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我国当前的律师执业状况却不容乐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解决不了控辩双方力量不均衡的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审判阶段成了凌驾于辩护职能与审判职能之上的一项权利,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而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伪造证据罪"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努力改善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得我国能够满足国际最低司法公正标准,已成为我国整个刑事程序亟待改革的问题。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除了侦查人员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外,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必要的。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发展,犯罪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日益成为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从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运作看,我国尽管赋于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而且对犯罪被害人权利有一定保障,但还不够充分,还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因此,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略论刑事诉讼举证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举证权利是与举证责任相伴生的,目前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举证责任,而未论及举证权利。举证权利属于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中的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建立完备的举证权的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人,应当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不会侵犯被告人的权利和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不会破坏诉讼结构.因此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缺席判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