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主要是对"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郑重承诺的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则主要是对2020年以后贫困治理方向与任务的部署。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我国反贫困事业推向更高阶段。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类型划分及治理机制

随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依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新表现,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主要类型。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标准、整合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确保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按理办事、有据可循、有路可行和有法可依。     

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测度原则与路径选择

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完成后,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前提是相对贫困测度标准的确定。关于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学界主要有单维贫困标准论、多维贫困标准论和基本需求标准论。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不仅指相对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贫",更指其社会发展的"困"。应建立体现经济之"贫"与发展之"困"并重、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适度的复合测度标准。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既要解决相对贫困主体经济收入问题,又要解决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问题。应以提高工资性收入为重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之"贫",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发展权利之"困",以志智双扶解决其发展能力之"困",构建以"贫"与"困"为主要内容的防止返贫监测机制。     

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绝对贫困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致力于农村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在历经70多年的扶贫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并积累了治理农村绝对贫困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农村绝对贫困中形成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对2020年后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供了有益启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宏观战略与微观策略的紧密结合;必须坚持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维推进;必须科学协调处理脱贫与返贫的关系。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构建后脱贫时代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到2019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脱贫攻坚任务接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2020年11月,集中于贵州、云南、广西等7省区52个未摘帽县全部实现脱贫出列,这意味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脱贫时代。新时代新语境下减贫防贫的贫困治理战略将如何调整?如何构建防止贫困的长效机制?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需要学界理性思索和客观回应。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

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注重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求形成“大扶贫格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指导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

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重心和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制度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从相对贫困成因切入,构建“经济收入—人的发展—制度安排”相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审视贫困治理政策面临的治理目标、政策体系、话语表达的转型与挑战,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后扶贫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带领人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核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加强返贫治理、消除多维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夯实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增强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保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际效果。     

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两者耦合于社会治理范式的现代转型。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由绿色法治机制、创新驱动机制、文化培育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吸收借鉴机制组成的"五维一体"复合结构。其中,绿色法治是生态治理取得长效的保障、创新驱动是取得长效的核心、文化培育是取得长效的重点、公众参与是取得长效的依托、吸收借鉴是取得长效的条件。当前,积极构建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中国脱贫攻坚政策演进及“后2020”时期政策调整研究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后2020"时期,如何防止贫困反弹并实现扶贫效果长久化、制度化,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必须面对和考虑的战略性问题。文章在辨析贫困概念内涵基础上,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政策及其成效。研究指出,"后2020"时期,绝对贫困即将成为历史,相对贫困将会显现,为应对相对贫困,需要调整扶贫标准,克服扶贫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痼疾顽症。文章最后提出了"后2020"时期扶贫工作对策:一要克服扶贫管理碎片化现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二要继续加大对深度贫困的攻坚力度;三要建立起脱贫再返贫防范预警机制;四要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推动可持续能力提升。     

贫困治理背景转换下的社会救助转型:从保障生存到促进发展

贫困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持续—波动"的连续谱系。伴随着贫困状态在平缓与波动之间的循环演变,贫困治理也在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常规性治理和以反贫困运动为主体的突击性治理之间不断转化。基于"对象—需求—目标—体系—机制"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贫困治理的系统开展,中国贫困对象及其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贫困对象从绝对贫困群体向相对贫困群体扩展,贫困对象的需求则从基本生存需求向多维发展需求延伸。随着贫困治理背景的全方位转换,社会救助作为"后扶贫开发"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措施,也需要实现制度转型:确立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定位;在补齐社会救助制度短板的基础上,构建保障生存型和促进发展型救助制度体系,并加强二者的联动;在对象识别、分类救助、管理协调和业务经办等方面改进和创新社会救助运行机制。     

实现2020年后的可持续贫困治理

核心提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同时,未来的贫困治理面临全球经济下行、产业转型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对贫困治理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要求更高,贫困治理的难度更大。如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确保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