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检察权为视角的权力制衡实证分析

文章对检察权的司法属性与监督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认为检察权监督属性以司法属性为前提与依托。检察权主要通过侦查监督程序制约侦查权，检察权主要通过诉讼程序制约审判权、行政权。检察权与侦查权、审判权相互制约以及检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实现权力制衡。最后对检察权自身的监督制约机制进行探讨，检察权自身的监督以权力监督为主，以权利监督为辅。     

检察权的司法化运作及其构建

检察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的权力,是行政权和司法权互相分权制约的产物。检察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性质的国家权力。我国检察改革的方向是将检察权运作司法化。检察权运作司法化应当以检察权独立为前提,改革行政化管理模式,构建以检察监督侦查、司法审查机制、有效辩护原则和居中审查机制为主体内容的审前程序。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侦查权性质初探

对于侦查这一法律现象、价值权这种国家权力以及侦查程序这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在认识上存在基础性的矛盾。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主体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性质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就行政职能而言，主要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主要是刑事案件的侦查。”①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在职司刑事案件的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统称为“公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负责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权是和检察权②、审判权这两种司法权并立的一种国家权力，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需，因此与司法权属性相类似，地位、形象也基本相同。对于侦查、侦查权以及侦查程序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漠视以及误解，现行立法体制中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规制，一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安机关的“配合”者和“制约”者，无从对侦查程序施以实质性的控制，“侦查监督”严重不力，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工作中又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敬而远之，不加统摄。③这种制度建构上的缺陷导致了（最起码是放任了）侦查权这种行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扩张，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长期难以从浓重的“行政”色彩中摆脱出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理论上，这种对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的定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也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构造等问题上。本文将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入手，对侦查权的行政性作一论说。     

宪政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权--兼议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

宪政建设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权力分离实施相互制约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及检察权的发展过程 ,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思想 ,我国未来检察权应当包括有限的 (职务犯罪 )侦查权、完整的 (刑事、民事、行政 )公诉权和完善的 (立案、侦查监督、不起诉、诉讼监督、刑罚执行 )监督权。检察权的特点是复合性、制衡性与程序性。法律监督权应当区分为政治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广狭不同的两种权力 ,其中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即诉讼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冲突 ,实际是诉讼监督权与公诉权职能的冲突 ,表现为国家的法制统一与具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但又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或长期利益。     

论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侦查权的制约,在侦查阶段,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对侦查权进行配置,直接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对刑事诉讼程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鲜明的特点,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权的优化配置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总体认为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实行检警一体化改革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两个主要方向,不过,在我国现行司法结构和宪政体制下,这种改革动议也面临着现实障碍,如警察权力过大,司法不独立,检察官、法官素质有待提高等.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司法行政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关键，突出了保障公正司法的重点。     

侦查诉讼化模式再解读及其制度逻辑

我国审问型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尤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其弊端愈加突出,该模式不仅难以保证侦查权的规范行使,也无法满足侦查监督与保障人权的要求.司法权介入侦查、辩护权制约侦查权的精神是侦查诉讼化,构成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创新.侦查诉讼化模式中的权力顶点是裁判权,而非侦查权或检察权.侦控面向的司法改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实施与侦查诉讼化存在必然联系.对此,我国应该在借鉴域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完善协作制约型检警关系等方面对现行侦查模式进行适度的诉讼化改造.     

司法党化中的检察权

在清末至北洋军阀时期,检察权在经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立宪两大宪政模式时,司法党化因缺乏制度生长空间而成为未竞之举。国民革命军兴以来,历史进入了以党权的行使为标志的党治施行期。对司法领域而言,就是实行司法党化。检察权在党治政治背景下的制度构设与司法运行,为区分不同宪政体制下检察权的权力配置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指向。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行政立法司法审查之成因

在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立法不具有审查权,而其他国家则毫无例外地将这种审查权赋予了法院。法院在诉讼中之所以必须审查行政立法,不仅是由于议会审查和行政审查存在着缺陷,而且也是由于司法权的特点决定的。法院的这种审查权是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审查权,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无法落实。     

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行政复议目的简论

行政复议目的的准确定位是建立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设计过于理想化,未能真正体现“权利本位”,实践上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复议制度的产生、实践和理论基础等多视角考察可以发现,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复议目的越来越倾向于强调人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我国行政复议目的应当定位于“权利救济优先”。     

行政终局裁决权质疑

行政终局裁决权是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做出最终裁决的权力,是行政机关享有的一种排除司法审查的权力.行政终局裁决权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要求,有悖于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赋予行政机关行政终局裁决权弊病彰显,只有通过确立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才能克服行政终局裁决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司法最终审查原则的确立应当借鉴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对待行政行为实行严格法律审,赋予司法机关事实审的决断权和充分的调查核实权.     

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

为了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合理的必要限度以内,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强制侦查必须贯彻比例原则、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但我国的强制侦查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法限权”、“以权制权”和“公平救济”。其中,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解决我国强制侦查实际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对策,更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在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也是可行的。在具体设计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时,既要体现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容、方式以及违法救济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允协情法:民初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技艺——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素材的考察

民初平政院对行政处分的审查并不局限于合法性层面,而是通过形成和运用"允协情法"的审判技艺,深入合理性层面制约监督行政权.在民初行政审判实践中,"法外求情"是当事人的惯常做法,"酌情准法"则是平政院的基本立场.平政院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情理"作为裁决准据和在建议中落实"情理"等方式,进行实质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构造,行政诉讼除了具有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外,还不得不重视权力分立的价值,即在行政诉讼注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审查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入,从而妨碍行政权的独立行使,这就是司法审查强度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重视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