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大国网络竞争与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

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泰国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中等国家"的地缘引力平衡策略

近年来,针对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压力,泰国形成了"中等国家"及对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的自我定位。泰国认为,印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地区秩序重塑,将会增加地区安全风险,但也会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并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构。于是,泰国采取了"以中美为主轴,保持地缘平衡;以日印为两翼,分散大国引力;以东盟为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积极地缘策略,试图通过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平衡,从而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对此,中国有必要重视泰国的次区域支点作用,防范政治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巩固经济优势,拓展文化纽带,稳步推进中泰战略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