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初探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我国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利益共享机制、缺乏信息共享机制、缺乏争议处理机制以及缺乏制度化政府协同等。为此,当前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要确立平等互利原则、优势互补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公共性的原则。要从树立合作共赢现代行政管理的理念、建立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合作的载体、强化中央政府对跨行政区划的指导、健全跨行政区划政府间合作的制度等方面推进我国跨行政区划政府协同扶贫攻坚。     

协同治理视角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构建——基于广西实践的反思

作为反思和改进传统扶贫开发机制的理论关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可以为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提供启发性思路。本文以协同治理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突出影响因素,着重从过程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模式的重新调整与改革深化。     

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经验、困境与绩效提升——以湖北省为例

产业扶贫作为专项扶贫中的重要扶贫方式,由"造血式"扶贫替代"输血式"扶贫,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贫困对象误识与致贫原因研究不足导致产业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仍不完善,"劣币驱逐良币"与产业同质化现象导致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难以准确定位,扶贫对象能力缺乏及其政策误读导致扶贫对象难以与扶贫主体有效衔接,加之产业扶贫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等技术难题,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仍有待提高。为进一步提升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应进一步完善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丰富建档立卡信息及完善软件自动识别技术实现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利用信息优势,借助专家智库资源,弥补扶贫企业在产业扶贫中产生的正外部效应,避免产业同质化;利用先进科技实现扶贫可持续发展,并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产业扶贫全过程;通过加强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实现扶贫产业与扶贫对象的精准衔接;同时,应为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中国城市扶贫:经验分析与发展路向

相较于农村扶贫而言,城市扶贫同样不能忽视。在现有制度下,城市贫困人口已能够享受一些社会保障和政府的援助政策。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城市扶贫已实现了从单一化到综合化,从偶发式到常态化,从主体一元到主体多元,从"一揽子"扶贫到精准扶贫等的转型。但城市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如"行政化扶贫"弊端突出、扶贫制度供给不足、贫困人群的存在权利贫困现象和贫困人群的自组织欠缺等,需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城市扶贫的效果。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基于陕西LT县的扶贫调研

产业扶贫是我国目前开展最为广泛的扶贫模式。然而在扶贫实践中面临着扶贫主体参与动力不足、扶贫目标偏离以及参与主体地位失衡所导致的扶贫长效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通过分析陕西LT县扶贫开发实践,发现其创新扶贫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构建了多元参与主体间良性互动关系模型,从而客观上激发了扶贫主体"内生"参与动力,提高了参与能力,突破了参与障碍。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选择困境与支持对策——以安徽省太湖县为例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具体操作与执行中出现了申请贫困对象的资格认定与筛选工作繁重;扶贫项目的审批、运行及资金监管权责不明;各贫困村未制定长期、科学、合理的脱贫计划,村民缺乏致富脱贫的行动理性等问题。应通过重构乡村利益共同体、助扶代际传递贫困户、搭建社会融资平台、构筑社会支持体系等措施来调动国家、组织、个人等力量,为精准化扶贫、理性化致富、系统化脱贫,以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主体支持。     

制度创新与扶贫攻坚

本文从我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出发 ,论述了制度创新在我国扶贫攻坚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并针对扶贫攻坚这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阐述了扶贫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以利于我国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机制构建 ——基于淮南市旭日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的经验总结

研究基于精准扶贫实务工作的经验积累和分析,概括梳理了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等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实践的可行方向。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能够在回应服务对象脱贫需求和提供扶贫资源供给方面发挥很好的桥梁作用。在具体工作推进中,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坚持信息共享、优势发挥、沟通协商的原则,能够推动扶贫工作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从而能够切实提升扶贫工作的针对性。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坚持的内源开发、外源联结能够立体性地构建扶贫对象的支持系统,通过系统整合和主体联接营造全社会携手共同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能够减少单一行政主体资源投入的弊端和不足,便于形成全方位的社会扶贫工作机制。     

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精准扶贫项目运作研究——以J市Z区的案例为基础!

精准扶贫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对扶贫资金和资源进行安排,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和安排成为扶贫绩效的前提和抓手。通过对某区(县级)项目扶贫的案例分析可见,缺乏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导致项目扶贫的绩效偏离了扶贫目标。形成政府主导的、各方行动者各尽其能的多元扶贫治理结构,是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当前科层制度下的压力型扶贫模式应该向社会治理下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对扶贫机构和人员的"任务目标"亲贫困增长考核模式应该向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发掘贫困者资本的政策模式转变;要实现行动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角色转变。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自2015年全面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以来,“第一书记”是活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基层组织、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事关贫困地区脱贫目标的精准实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最终完成。因此,全面分析并掌握驻村“第一书记”的概念和相关政策,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主体角度和制度角度梳理学界有关“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就未来研究角度进行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政府跨部门协同:困境与未来路径选择——以“河长制”在M市的实施为例

跨部门治理在当前的政府工作运用越来越普遍。在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许多领域呈现的问题已无法由单一主体去解决,需要不同组织和部门实现互相协作、资源共享,从而构建起多主体间的信息流通网络,进而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从河长制在M市的实践可以看出,跨部门协同在实际运用中的困境,其背后的原因有法律法规的缺乏、部门间职责分工不明确、有效的考评机制和问责机制缺乏等多个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应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通过加强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等措施,使跨部门协同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农村金融扶贫的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湖北省农村金融对扶贫的影响,发现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持续扩大,信贷投放量不断增多,而服务主体单一；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创新能力增强,但农村金融排斥严重.由此对扶贫的效应不明显,既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显著增加,也没有缩小地区间、城乡间以及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金融业对扶贫工作的作用有限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下所致,而造成农村金融服务抑制的根本原因是不健全的产权制度、保险制度、信用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普及,特别是造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金融排斥.因此,为使贫困群体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应通过全面推进农村综合产权市场建设、提高农业保险制度的质量、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以及建立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而增加贫困群体的收入,增强农村金融扶贫的效力.     

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及治理路径分析

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问题也不容忽视。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问题的产生,既有自身素质不高、法律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权利过分集中、外界监督不力、违法成本偏低等客观原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增强村干部的法纪意识、建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大违法惩处力度等措施来预防和遏制扶贫领域村干部的微腐败。     

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实践研究——以陕西省清涧县为例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教育扶贫作为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是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完成"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略目标,今后几年必须抓住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点,即将"输血式扶贫"全面升级为"造血式扶贫"。将中央教育扶贫政策、国内教育扶贫工作示范区域的先进经验与陕西省清涧县教育扶贫现状结合起来,可以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的长效有序开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以"志智双扶"思想为指导;二是支持乡村教师发展;三是以教育信息化推进教育扶贫;四是教育扶贫要强化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能力。以期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式扶贫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     

精准扶贫背景下湖南农村电商人才需求调研及协同培养研究

调研发现,湖南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中最紧缺的人才是农村电商带头人,农村电商扶贫人才培养中学习效果最好的是定期举办电商实用技术培训班,最乐意接受的学习方式是专家现场指导.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人才协同培养应聚集于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协同、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与电子商务产业培育的协同、线下现场培训与线上在线学习的协同、农村电商扶贫人才培养与农村电商氛围营造的协同.     

新形势下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对策与路径的再思考

新形势下精准扶贫脱贫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大小凉山的精准扶贫脱贫工作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依然存在教育质量低下、乡村交通建设难度大、贫困人口健康素质较低等问题,阻碍了当地精准扶贫脱贫工作的开展。政府应当采取加强教育引导、加大交通建设力度等措施,采取先规范教育考核制度化,解决思想扶贫脱贫问题,然后再规范道路建设制度化,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随后加强地区资金监管制度化,精准落实扶贫脱贫资金,完善医疗制度,提升当地人口身体素质,建立特困对象识别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等路径,实现大小凉山的精准扶贫脱贫。     

精准扶贫背景下湖南农村电商人才需求调研及协同培养研究

调研发现,湖南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中最紧缺的人才是农村电商带头人,农村电商扶贫人才培养中学习效果最好的是定期举办电商实用技术培训班,最乐意接受的学习方式是专家现场指导.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人才协同培养应聚集于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协同、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与电子商务产业培育的协同、线下现场培训与线上在线学习的协同、农村电商扶贫人才培养与农村电商氛围营造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