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基于武汉硚口区新生代农民工实证研究

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就武汉硚口而言,在汉正、长丰地区的个案访谈中,60％的受访对象有“在武汉长期生活”的意愿,10％的受访对象有“去更大城市发展”的意愿.本文对此拥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农民生活方式现状,社会融人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社会融入利益诉求的实现等问题作了调查研究.     

基于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比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四类: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制度因素与心理因素等六方面分析了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因素中表现不同,非农化倾向的定居城市流动意愿与农业化倾向的回乡务农流动意愿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探析——以辽宁省5市(县)的调查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进行细化分类,应用2012年辽宁省5市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定居去向,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打工城市类型及来源地地域特征等四方面分析了不同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并探究了不同定居意愿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的倾向性选择,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有重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变化新动态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主体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城市在左，农村向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样本

如今．不少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返乡“安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开始如同“候鸟”一般飞往城市。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首次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要统筹兼顾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于1月31日发布。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合金量很高的强农惠农政策。其中，不但“农民工”三个字眼出现了12次之多，而且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传递出党和政府对大约2．4亿农民工和占农民工总数超过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本期特邀业内专家撰文，对诸如迫在眉睫的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企望及如何融入城市以及农民工的权利贫困等问题进行阐释和剖析。     

社会冲突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基于GGF监狱调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其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近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是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他们长期处在城乡之间，成为“双边缘”人，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在GGF监狱调查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发人深省。     

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能照亮现实吗

“三低”和“三多”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权的被忽视状态。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报告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为深入了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和犯罪状况,为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团中央权益部(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课题研究.2010年8月至11月,课题组先后赴广东、浙江、山东、河南、北京5个省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查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课题组深入广东省D市的企业和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与新生代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在问卷调查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500份,回收5246份,回收率为94.9％.深入个案访谈新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罪犯200人.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业户籍人口.     

谨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双重边缘人

“既融不进城市，又不喜欢农村，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来自深圳的广东省人大代表魏小明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很多农民工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新生代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但由于收入、住房等现实因素，他们很难真正留在城市里；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旅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一批经过基础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的80后、90后。面朝城市，跻身于流动性最强的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概念不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市民化路径

在代际差异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认为融入城市、完成向市民化的转变，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愿望和诉求。分别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层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阻力和困境．提出了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和措施。     

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