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价值导向

立法价值导向决定立法成果。以往的民族经济立法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土壤,追求效率优先,忽略了其他价值导向。科学发展观弘扬了效率、公平、秩序的价值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民族经济立法新的价值导向,做到效率、公平、秩序三者并重、三者并举、相得益彰,构建适应时代的法治秩序。     

论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是设计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考察我国以往社会保障的改革历程和立法现状 ,就会发现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与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日益混为一体 ,这也是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深层原因。社会保障的功能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决定了社会保障立法应把维护社会成员的生活秩序和整个社会的秩序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 ;同时 ,要通过社会保障立法 ,建立为了满足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社会机制 ,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一种相对的社会公平 ,以此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秩序与立法：台湾当局大陆经贸立法分析

秩序是社会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人类法治 化历程存在着两种发展模式,其一为建构理性主义路径,另一为经验理性主义路径,两者都殊途 同归地实现了法治化道路。为此,台湾当局在对大陆经贸立法活动中选择建构理性模式并无可厚 非,问题在于,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立法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秩序的“自发性”,从而使 得经由立法活动输出的相关法令无法达成法律应有的功能。因此,台湾的大陆经贸立法范式有待 进一步转换,即在立法政策上,实现从以“政治为导向”向以“经济为导向”的转换;在立法内 容上,实现“差别待遇”向“公平待遇”的转换。     

试析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向度

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它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追求,强调了生态尺度与“人态”尺度的统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略论立法效率

立法不仅要追求正义、公平、民主等价值,更应追求效率价值。立法效率导源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其含义是指立法效益与立法成本之比。本文对立法效率所包含的涵义进行了分析,并从这一角度对当代中国立法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实现我国立法效率的途径。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本土化反思

自由、公平、效益和秩序法价值决定了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多元性特征,反垄断法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法价值呈现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不同的国家都调整垄断行为却有不同的立法目的,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立法目的也不相同.我国反垄断法存在的土壤具有特殊性,其立法目的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现阶段,我国反垄断法的现实目的应专注于反行政垄断、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跨国公司的垄断和一般的经济垄断.     

论科学发展观与税法价值的契合

税法价值是指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以及调节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应追求的目标、税法追求这些目标实际效果以及依据这些目标对这些效果的评价等，它对一国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均具有决定性影响；科学发展观是确定和评价我国今后税法价值的坐标与标准，是指导税法价值取向的依据；应当建立与完善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相契合的税法的生存权保障、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效率的税法价值，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枫桥经验”的价值冲突、选择与再厘定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标杆与典范,在进行推广和运用的实践过程中要力求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如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安全与秩序、安全与效率等。当多重价值之间存在冲突时,实践者本身就已作出某种考量和选择。"枫桥经验"的选择体现了自由优于秩序、公平优于效率、安全优于秩序、安全优于效率。为了使"枫桥经验"在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应对其价值进行重新厘定与整合。新时期"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应体现为人民至上、实事求是、公平正义、效率补充和数字正义。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基本法律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提出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有重大影响。传统法律价值侧重于人与人的社会秩序的维护 ,体现当代人的公平和自由 ,忽视法律资源配置的效率 ;而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基本法律价值应重视生态秩序的维护 ,保护后代人的利益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提升效率价值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呼应社会管理创新 推进地方立法民主——以公共治理为视角

立法机关应当找准“掌舵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运用有形之手对立法过程进行适当的调控，根据地方立法“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价值取向。积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民意汇集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