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转型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个案

伴随着社区治理转型要求,如何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三者间的有效联动,重塑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为社区治理精细化奠定基础,成为社区治理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宁波市海曙区通过实施"三社联动"项目,探讨社区参与平台化、组织体系生态化、主体互动制度化的"三社联动"新模式,对于基层社区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城市社区工作者成长的制约因素与建设路径——基于铜陵市TG区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组成要素,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环节。要进一步发挥社区治理在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就需要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有能力、敢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促进铜陵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必须提高队伍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完善队伍的综合培训机制、注重队伍的激励制度建设、构建配套的绩效考评体系、规范社区工作的职能定位。     

演进中的城市社区中的城市社区:消解与重构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传统城市社区受内外因素影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深入分析背后原因,研究城市社区的演进路径,重塑社区功能主体,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城市社区的消解是社会发展进步、城市化进程和体制变化的结果,其演进过程可划分为统治、管理、治理、社会生活共同体四个阶段。重构、完善社区的功能主体,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要强化法治意识;二要健全组织体系;三要加强队伍建设;四要理顺内外关系。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以成都市成华区双水辗街道为例

社区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省、市及城镇、社区的工作效率。成都市双水碾街道社区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积极开展社会治理,但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街道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完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提升政府、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重视社会组织和管理人才培养,结合科技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也是支撑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防范社会风险迸发的重要场域。全周期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管理理念,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补齐社区治理体系短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在总结双流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的创新路径:强化全周期管理顶层设计,加快补齐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安全防控短板;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有效提升社区发展治理效能;完善社区公共设施体系,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便利性;推进社区发展激励创新,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能;健全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加快大数据技术创新和应用,建设立体联通的未来社区。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政府主导的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泗泾新凯社区为例

大型居住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新型社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该类型社区的迁入居民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融入新构建的组织体系中,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融合,促进社区自我治理都是大型居住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这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治理多元机制,在社区治理角色、治理方式、治理功能等方面实现职能的调整与转变。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当前,社区成为抵御和应对风险扰动冲击的前沿场域,社区的韧性治理既符合时代背景,也契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但韧性社区的建构面临碎片化、原子化、淡漠化和单一化困境,松散的社会空间中如何找到一个主体和信念能迅速将社区主体集合起来,党建引领便成了关键载体。应以党组织具有的组织统筹、信任枢纽、嵌入动员和领导示范的优势破解韧性治理困境,通过多向度统筹挖掘社区资源,保障资源冗余性;搭建社区的沟通枢纽,增进内部信任;充分发挥嵌入和动员功能,保障社区组织力;领导和培育社区中多元主体,塑造共同体精神。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社区居民议事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贵阳市云岩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居民议事会成立后,在推进居民自治上作了大量努力,在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通过对贵阳市云岩区26个社区居民议事会的调查,发现居民议事会的自主空间太小,难以真正实现自治功能。要促使社区走向治理和善治,就要全面加强和完善社区居民议事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