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二孩”重在提高生育意愿

正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鉴于我国目前儿童的福利政策仍不完善,养育两个孩子的时间、精力、费用投入更大等问题,"生"还是"不生"、"要升职"还是"要生孩"仍然是摆在适龄夫妇,尤其是女性面前的艰难抉择。去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决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单独二孩"政策实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确保女性职业稳定发展

正"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以及今后可能的二孩全面放开,不仅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生涯与生育过程有着更长时间的相互交错,而且由于二孩生育所带来的在时间、精力甚至财力上对职业发展的挤压也会加大。如何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合理有效地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到各位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面前。我以为,提升自己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     

养育快乐的孩子——流行育儿杂志中亲职话语的爱与迷思

当前中国的亲职话语正在发生变化,大众媒体经常传播养育快乐的孩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养育快乐的孩子。文章通过对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2004年至2014年"特别策划"中部分文本的话语分析,探究了专业知识话语和消费文化的话语对当前理想儿童的建构。结果发现,杂志文本再现了儿童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童话世界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建议父母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包括情感投入、时间投入、金钱投入和以孩子为中心、养育快乐的孩子。话语分析的结果显示,养育快乐的孩子不过是一种话语修辞。它承载和传播的是专业主义、密集亲职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参与促成儿童教育的"亲职转向",对母亲身份和角色的建构以及儿童照顾安排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个体调适与社会政策支持:高龄青年女性再生育与工作和家庭平衡研究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青年女性面临再生育的选择,面对这有可能到来的生育高峰,本文提出需要同时从个体调适和社会政策支持两方面加以应对。个体调适策略有以下形式: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让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最自然的家庭教育;培养和引导配偶及家人分担育儿工作;阶段性就业或寻找可以兼顾母职的工作;在事业有基础之后更有利于兼顾母职等。支持型社会政策建设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以父母假等政策引导两性共同分担育儿任务;发展多元的育儿社会支持形式;推动"家庭友好用人单位"建设。     

失业人员对子女教育的认知与行为选择研究

失业人员对子女教育的认知与行为选择息息相关。一是失业人员对子女教育收益和价值的认知与对子女学校教育的经济投入呈正相关性,对子女教育期望和收益的认知与对子女社会教育的经济投入呈正相关性;二是失业人员对子女教育期望和价值的认知与对子女的教育的时间投入呈正相关性。因此,要引导失业人员形成对子女教育正确的价值认知、期望认知和收益认知,从而选择正确的子女教育行为。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给家庭一颗“二胎定心丸”

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抚养成本、生育风险、母亲的职业考虑,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给"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为许多一孩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生育高峰的到来令医院产科一号难求,床位全面告急;另一方面,有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生育意愿低于预期。     

我国人口政策转型中的制度演化分析

我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转变,表明了我国人口发展观已经从视人口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严格控制增长,逐步转向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当可控的人口增长模式。然而,上述人口政策的转变仅仅是近5年内完成的,"全面二孩"制度短期内能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文章通过对人口制度转型的演化分析,强调旧制度的功能性锁定、人们的生育偏好降低、认知模式趋于稳定、演化博弈策略均衡,对夫妇生育选择的影响。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重塑生育制度结构;创造与生育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加强人们生育认知模式引导;注重制度实施后的动态跟踪,并不断修正。     

纠结的父母

人们显然注意到了第一批"独一代"已经开始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但是面对"独二代",他们明显准备不足。新生代父母(泛指八零后一代)们正陷入全面恐慌中。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他们有着跟父辈不同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与孩子成长的节奏并不完全合拍。一项调查显示,80后父母的显著问题是:没时间,没耐心,缺乏育儿知识。而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工作、房贷、教育。     

生育政策调整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公共财政不仅要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集,还要承担其可能存在的赤字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国家接连调整生育政策,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减轻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负担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2090年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负担是当年公共财政支出预测值的119.78倍;第二,如果按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生育意愿计算,预测期内累计财政负担相比原政策将下降3.35个百分点;第三,"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越高,累计财政负担下降越快。当生育意愿达到100%时,累计财政负担相较原政策将下降62.27个百分点。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

基于"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利用对全国12个城市5 297名一孩育龄人群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双独、单独、双非三类不同政策属性一孩育龄女性的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三类一孩育龄女性的比重分别接近10%、25%和70%;三者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前二者相对年轻、后者相对年长的特点。而三者的再生育意愿相差不大,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均在40%~50%之间。结合三者年龄分布与生育意愿的分析结果,研究提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龄孕产妇的比例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社会应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