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对皖南D村的定性研究

基于对皖南D村的驻村调研，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从家本位思想、人生意义与代际责任失衡三个方面分析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发现：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从家本位思想到个体化的过程；当前农民的生活意义从一种可以“过日子”的逻辑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他们不再守候着那一套传统归属伦理．而是追求每个家庭努力把日子过好。这是农民主动适应国家政策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观念的转变是国家宏观政策、村庄性质和现代性观念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育龄青年的生育价值观影响生育计划的调查研究——基于生育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生育价值观是权衡生育得失的内心尺度,对预测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于生育计划的研究尚未关注到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影响程度的差异及其具体作用路径。因此,以6个省(市)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并验证了生育支持在此过程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育龄青年生育效用价值观中的个体情感效用对生育计划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强,育龄青年因间接成本的焦虑而降低生育计划的概率高于显性成本。除了情感效用价值观以外,生育支持在生育价值观各维度和生育计划之间都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为理解当下育龄青年的生育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生育政策落地过程中培育积极生育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推进现代生育文明建设、精准实施生育支持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外出流动对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以L村若干青年农民为例

农民外出流动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必然趋势。青年农民外出流动对其自身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他们的生育观念也有巨大的影响。本文从是否生育、生育时间的选择、生育数量以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四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外出流动的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现他们的生育观念与传统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不同。笔者从外出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其现代生育观念形成的原因,得出要改变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必须先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结论。     

农村生育行为的经济学解析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劳动就业等制度安排，使家庭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强烈扭曲，客观上成为多生多育行为的制度激励。社会主义市与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破解了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的难题，从制度层面上约束了人们多生多育的意愿，是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一致的制度保证。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个体调适与社会政策支持:高龄青年女性再生育与工作和家庭平衡研究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青年女性面临再生育的选择,面对这有可能到来的生育高峰,本文提出需要同时从个体调适和社会政策支持两方面加以应对。个体调适策略有以下形式: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让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最自然的家庭教育;培养和引导配偶及家人分担育儿工作;阶段性就业或寻找可以兼顾母职的工作;在事业有基础之后更有利于兼顾母职等。支持型社会政策建设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以父母假等政策引导两性共同分担育儿任务;发展多元的育儿社会支持形式;推动"家庭友好用人单位"建设。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的育儿困境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的父母在子女养育过程中,一是感到"育儿贵":校外培训班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养育之重,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是个不容小觑的大问题,养育子女的医疗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家庭总体消费支出;二是感到"育儿难":管理孩子学习和陪伴孩子成长需倾注大量时间精力,关注各种子女教育信息动态会带来身心疲惫,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可忽视,日常休闲娱乐和事业发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儿路上需作出的较大的牺牲。面对养儿育女,他们普遍存在深度焦虑和难以抑制的内心担忧。因此,他们生育二孩意愿低迷,不生二孩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收入不够、时间精力不济。对此,文章提出要开发放心可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市场,培育规范有序的校外培训补充拓展力量;要倡导家长科学制定子女教育发展规划,理性选择校外辅导培训班;还要制定"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降低子女养育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经济和附加成本,促进青年父母自由释放生育意愿。